|
我的农历戊申年
□ 曹 铮 九、到东南八队的曲折路 我是在元旦以后才正式出发去下乡的。我们县城是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发表以后的第一批下乡知青。那天，大清早，三哥、弟弟从二窎赶来送我到轮船码头。我记得很清楚，我一共带了四件物品：一副我们叫“两头挂子”的简易床架，一个放着三条被的父亲遗留下的行李包，一个是装满各种旧衣服的已经不能关锁只能用绳子捆着的破皮箱。没有任何新衣服，六零年后我都穿几个哥哥剩下的旧衣服。文革中，更不会去添什么新衣服。为节省开支，妈妈死后，我把所有的破布整理好，把内衣补好，用特制的木架子将所有的破袜子缝上袜头和袜底。我还把各种破布用面做的浆糊“背”成“硬衬”，请人加工做成鞋底，到店里给我们兄弟几个做成一些鞋子。所以，在乡下开始好几年，我没有添过内衣、鞋子和袜子。怎么说呢？应了现代戏《红灯记》中所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也从中也体会到八路军在延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深切的现实意义。此外，我还随身带了一个黄挎包，不晓得当时是什么想法，我在挎包里竟下意识的留了几册高三各科老师自编的油印复习资料和我从高一到高三的作文本。鸡肋，纯粹是鸡肋，留了无用，丢去一时又不舍得。尤其是作文本，我的老师把自己的文章也当成宝，每篇作文都要我重抄一份给他们留底。其实，我那时作文真没有什么好，只是在学写作文开始我就想用自己的话来感动自己。回想起来，只有在心灵的最深处自己知道，就是落到那付田地，我还在偷偷编织着学生时代的“高考梦”！可惜的是，这些“宝贝”没有留多久。没有几年我就将这些都当废物处理掉了。 从“家”到轮船码头的路上，照例的锣鼓喧天，照例的红旗招展。“向下乡知青学习，向下乡知青致敬！”县城街道、各个机关团体组织来送行群众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我无心与之共鸣。我知道，在那年代，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是分别吃农业粮和国家粮的两个不同等级的人群。如果，你有幸过两天再回来故地重游，知道你是农民，大街上根本再没有人正眼瞧你，“革命下乡知青”的名号会变得狗屁不值！在轮船上，我看着前进中汽船在运河河岸边激起的浪花久久发呆。像一堆堆捧起的雪，像各种各样白色的小动物，奔腾着、跳跃着……，没有比它更熟悉的了，从十一岁小学毕业来县城中学，坐船往返老家到县城，每次都会对这一自然美景默默欣赏。像后来的连续电视剧《三国演义》一样，导演有心用此做了片头，那可是长江波涛汹涌、气势磅礴的大镜头！和电影导演的心境雷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到头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我知道，这次从金沙离开我将很难有机会回返。和其他熙熙攘攘的伙伴们不同，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特殊知青！以后的路是凶是福？只有天才晓得。我仔细看了一下周围的小伙子、小姑娘，清一色都比我小许多。六六届、六七届毕业生是元旦前两批下乡的，我们这批大多是是六八届的初中和高中的毕业生，只有我和少数几个青年例外。人群里，我看到院子里的张家姐妹，找到原来住在我院子我现在房子里的酒厂余厂长的两个双胞胎女儿，还看到一些在居委会干活的几个女孩。听她们说，文革中被冲击的刘县长女儿也在我们这批知青之内。不过，下乡两三年后的全公社的知青大会上，我再也看不到这些干部子弟的身影了。我听说，余厂长的那两个双胞胎女儿，她们父亲是县里抓工业的部长，年纪小小的双胞胎都在第一批招工中回了城。 汽船行了四个小时，在中午时分停泊在了我下插的东余公社驻地东余镇附近的河岸边。靠岸时，也是人群熙攘。各个大队各个生产队的农民带着拖车、自行车来接应他们分到的知青。我到岸上被告知分在靠镇的东南大队十一队。大队来接我们的是脸色怮红的曹营长。革委会未成立，是大队民兵营长抓总。后来才听说，他和我同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我和另一个姓王的知青被十一队来的农民接到十一队。生产队离东余镇真的不远，到镇的最西头就半里多路吧，三个月前已经接受了三个知青。中午接待我们的是日后成为我密友的一个姓保的知青，他比我们早来三个月，是六七届的高中毕业生。后来他自学外语，做了教外语的民办教师。大家都是县城来的青年人，很快混熟，无话不谈。我告诉大家自己的情况，保老师诚恳对我说，你大病初愈，来农村不合适，哪有整年拣种子的农活？你自己要求下来的，完全可以要求领导放你回去。 晚上，我和同来的姓王的知青同睡一铺。姓王的知青，后来我们叫他王“大头”的命运不比我好多少。他是金沙麻纺厂的工人。幼年父母离婚，他归父亲瞻养。而父亲另立了家庭，不再管他。自小他由奶奶带大，奶奶去世，他叔叔不让他住家中的房子，只好像我一样自愿报名下乡。好在他有补鞋子的手艺，他想在落户后，边干农活边做手艺养活自己。不过，他从我的介绍中知道我有肝病和肺病，怕遭传染，挺害怕。就这样，我和王“大头”两个人一整夜翻来覆去，谁都没有睡好。一大早，我匆匆赶到公社办公地的招待所。送我们下乡的陈书记和张书记都在，张书记是金沙镇团委的书记，一个长着大眼睛看上去像患“甲亢”的中年女人。她们两人刚起床，我向她们说明生产队嫌我生病，不想要我，我想退回的意思。张书记马上用启海话快语说道：“不行！不行！户口只能下不能上，迁移了，你再回去算什么？你家又是资本家，右派，反革命。。。”后面的话再也听不清楚了，我立即回头快步直奔十一队! 若干年后回县城工作再没有看到张书记，只是在老人晨练堆里发现了陈书记。当时大家迷恋着法轮功在内的各种气功。她已经不认识我了，其实认出我，我又能和她说什么？ 想起早上张书记那种失态的样子，再回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就这样，我在路上把自己硬生生的说服了。我的思想上“从”了，可十一队的女队长却不“从”！老队长姓陆，五十多岁了。她从曹营长那里知道我身体不行，又看了我那种体弱干瘦一点没有青年人朝气的“猴”样。她向营长说，十一队养不起这种“痨病鬼”，吵着闹着向大队里提出退掉我。没办法，曹营长只得去各生产队“通融”，不一会，终于传来信息，说八队的队长愿意“消化”我。 不记得八队是谁来接的我，反正是曹营长一路上陪伴着我。他对我说，八队收入比十一队高，八队的人也要比十一队好。看着这位穿着毛蓝色粗布制服的营长带着一股孩子气的老实把交的园脸，心里头觉得他不会诳我，笼罩我一天一夜的愁云一下子消散许多。从十一队到八队，就一两里路，一根烟的功夫就到，队长把我安排在姓冯的军属家。冯大妈五十多岁，个子不高，但长得瘦而有神，一看就是个麻利能干的女人。看得出，家中只有她说了算。冯大妈自己姓钱，队里人都叫她“大来芝”。我们几个知青都称她为“大来芝妈妈”，“妈妈”读音稍变一些，我们那里就是“大妈”的意思。后来社员告诉我，她是原来的生产队长。现在的队长和她闹“派性”，她索性赌气辞了职。 还有人更加私密的告诉我，她老公是个不问事的人，解放前还当过一阵子土匪，被新四军抓起挨过打，到现在还留下不时“脱肛门”的毛病。冯家大妈是解放前被他从海门县一个人家“抢”来的，先前大爹和大妈当然也是你情我愿。那时，大妈在冯家躲了好多天，原来的男人在冯家前后找了一些时，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想不到，四十年代中期海边的农村还有这种浪漫的还带有一点匪气的爱情故事。也怪不得有后来的《红高粱》电影，张艺谋真是个接中国农村地气的电影天才！我很快和冯家的人混熟，其实不熟也不行啊，你以后要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像冯家老爹和我们几个知青说的：“孩子们啊，你们是毛主席叫来的，来了呢，户口就在这里，以后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十三队！”开始我并不知道十三队是什么地方，后来才知原来整个大队只有十二个小队，十三队是指全大队的公墓所在地，所有大队社员上代的骨灰罐埋在那里。我知道了内情虽然有些不悦，但总感到他说的是大实话。知青的前途并不像报纸广播中宣传的那么美！以后我们和老爹一起劳动时，他还不止一次地反复了他的“论述”，我们几个知青也不再对此反感。当时我们都年轻，远着呢，谁会想到死？真是那样，也说明我们响应了毛的号召，生与死都已经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值！ 冯家有五个孩子，四个是男孩。老大参军，比我大一岁，老二是县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比我小一岁，应该是我的学弟。他后来说和我弟弟是一个造反组织，相互间认识。老二个子不高，长得黑一些，丑一些，又天生爱唱会跳。我弟弟介绍说，以前红卫兵组织里的文艺汇演少不了他演邓小平的拿手戏，也就是说，演邓小平是他的绝活。也由于这，我住在冯家很自在。冯家老二到哪里，我就跟着他到哪里。几天功夫，我一下子把整个生产队了解透，也很快适应了海边农村的贫困而又单一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