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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历戊申年
□ 曹 铮 八、一线生机 从武汉回来后，我还是到居委会去，主动要求给大家做些社会工作。陈主任叫我把街道各院落的大批判专栏搞一搞。遵照他的要求，我把家附近的一个院子、一个院子的大批判专栏搞了起来。第一次给社会做了一点点事情，心里感到挺满足的。不过一件小事却使我跌进了“冰窖”。事情是这样的：大概是纪念革委会成立几个月吧！县城里每个居民都发了一个小小的毛主席纪念章，院子里每个人都有，唯独我没有。我跑到居委会问个究竟，那个负责的许妈妈支支吾吾也说不出所以然。我闷闷跑回家。“不能再这样呆在县城了”，我默默对自己说。 那一段时间，弟弟也在无可事事中和班上同学一起去三余公社劳动一段时候。回来说，三余那里条件真不错。一个对富农老夫妻年终可进一百多元钱。那时，一百多元钱可是个大数字。大学生毕业转正就六十元，普通工作人员月工资二十多、三十多。回来后，弟弟被通知去余西老家开会。他户口在余西，又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根据县里精神，老三届的城镇毕业生一律下乡插队。余西是小街镇，采取就地下插政策，就是将户口落实镇郊的生产队即可。我们的家做了公社办公室，弟弟在老家是无家可归者。三哥说通他插队的生产队、生产大队，把弟弟户口迁至他的下插小队，完成了对弟弟的下插安排。 弟弟在老家余西还带来他同学老哥给我的启示。他同学姓吴，他同学的哥哥我认识，是小学高几届的同学，我记得他也姓吴。不知什么原因都跟姨娘家姓，改姓曹了。他是在六四年就去三余插队的，不知什么时候，他搞了起了养蜂。据他介绍，他们搞得不错。他还带了一个无业的弟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只要那里有蜜采，他们就带着蜂箱向那儿跑。最主要的是除蜂蜜是滋补佳品外，蜂蜜的副产品，像花粉、像蜂王浆都是治病尤其是治疗肝病的好原料。听到这消息，第一个反应是觉得比较适合我，比较自由，投资少，体力要求不高，需要一定文化。唯一缺少的是你一定必须寄一个生产队，或一个生产大队。那个年代，就是公务人员出公差也要介绍信，要粮票。否则，你是不可能在外通行，在外住宿。有一次，我途经南通城，按照旅店如实填写自己成分、身体健康等情况，要不是自己苦苦央求，险些儿当夜只能在大街上过夜。 县城金沙已经动员了两批的知青的下乡，县、镇一直到公社的知青办公室也纷纷成立，留在城里的知青逐渐减少。我的一些玩伴也下乡好几个，不过他们都无所谓，在乡下腻了就回家呆呆，在家里时间长了就去乡下住住。其实，家长和孩子们都麻木了，大家对将来实际都很少考虑，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回来，动员时也是这样说的。当时，人们充分相信政府，充分相信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谁都没有料到他们中好多人在十年以后才能户口回城。 县城最大一次规模的下乡活动是在十二月的二十二号以后。那天，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正式的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运动。十几天中所有符合条件的高初中毕业生都参加了学习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的学习班，而且最快地将学习的热情付诸于行动，过完六九年的元旦他们将动身去三余区农村。那时，我还游离于学习班之外。为什么呢？我是六四年休学在家的，不算什么老三届，而且当时的户口好像没有注册到街道，居委会也知道我是长期在家的病人。说实话，外面这么大的动静，街道干部的吆喝声，各种宣传队的在邻家院子里动员锣鼓声，一直都在扣动着我原先平静的思维。对我而讲，其他求生之路都已堵死。我想着三余的那一对年终可进一百多富农老夫妻，想到余西老家在三余插队后养蜂的老乡，我还想到那时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候隽，她的事迹我现在还记得，二十岁的出身书香门第的她，六二年放弃了考大学机会，到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插队落户，成了远近闻名的特别姑娘。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对候隽做了精采的报道。 我带病下乡，说不定把我宣传起来榜样典型的力度可能比她还大些。我趁着这股下乡洪流下去，保不定在致自己死路后还可以而获得新生。我就这样从各个角度考虑着，深思着，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想法就这样由此而生。第二天一大早，我步行四十好几里的路跑去三哥插队的地方和三哥、弟弟商量，他们也基本赞同我想法。大家都认为，与其在金沙被人歧视瞧不起，不如“滚”到可以赖以生存的社会底层，在那里虽然看不到繁荣，但至少也不会有太多的难受。抱着这样一种破釜沉舟的想法，一天傍晚，我一个人独自走进了镇政府陈书记的家门。 进陈书记的家门时那种孤注一掷的复杂心情，我至今还铭记在心。真的与两年前王立军走进美国领事馆的心境不相上下！不过，王希望的是批准，我却隐隐有些希望陈书记不同意我的要求。我最希望得到的回答应该是：“鉴于你所处的情况呢，身体不符合要求，插队的地方又是海防前线，去的同志必须政治上绝对地可靠，你最好再等待，等待对你合适的安排。”陈书记是一位年纪已过四十的女同志，镇委的第二把手，负责知青下乡工作。我推其家门进去，她已吃过晚饭。她也是县妇联委员，认识我妈。听完我叙述，马上就给我说了一大通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她说，青年人应该到最艰苦环境中磨练自己。接着她谈起她参加“四清”工作的体会。她说，有肝病也不可怕。她在四清劳动时也患肝肿大，是用左肩抬土的，不也过来啦。去乡下，建议我做一些挑挑棉花种、玉米种的活计。如果要抬东西，好得好得记住只能用左肩。她的“母爱”在说这些有关照顾的话时才充分显露。最后，她表示愿意和插队的当地联系，尽可能照顾我分在靠医院较近的大队，以便我配药治病。听完她的话，我沉默了好一会，但还是很对我的特殊的人情化的关怀道了几声谢。 就这样，我在无路可走情况下，选择了下乡。而且是“自投罗网，主动上钩”。我想，如果母亲在，我无法去乡下；如果大哥在，他会帮我再斟酌。我不知道，当时关键性地抉择是对还是错？人生在这样的三岔路口，选择好的路就无法返回，不可以像做电脑游戏一样重新再来。多少年后，我还在想，如果那天不走向镇政府陈书记的家，我的人生路又将如何？我回答不出。像现在大家评价起源于五十年代、发展在六十年代、终结在七十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样，这场运动是对还是错？人们也终究无法统一作答。没有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看到习李王老知青内阁这样的接地气、惩腐败，他们会认为下乡对这批人的磨练非常非常的好。可是，他们不去深究当时大批青年无法合法就业的真正原因，回避了下乡上山运动给整一代人到两代人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中除了原有基础、主观努力和外来帮助等原因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走到了社会的上中层外，大批大批知青在青年时没书读，在中年时被失业，在老年时生活难。不少人命运多桀，还在处于贫穷人群中的边缘。到现在我还在怀念着那年和我一批到海边插队的同院子的张家小宁，六八年他只上完初一，刚满十六岁，长得也很周正。他和妹妹一起去东余插队的，下放在离海边十几里地的建新大队。下乡不久在一次与生产队青年的争执中被打，留下精神失常的后遗症。以后他一直留城治疗，最终按政策顶替他妈在百货公司的工作。由于精神问题，他只能给公司当保安，白天休息晚上上班。九十年代中期，县百货公司破产，他只能依赖着参加过新四军的老革命父母生活。也因为精神问题，他结婚后就又被迫离婚，孩子归母。早几年五十几岁时孤身一人，少钱治病患胃癌过世。他比我小六岁，也是我在院子里最好的小伙伴，我有困难时，他经常帮过我。 下乡前，我去和小沈道别，他知道我要去农村，也怪我不早早和他商量。现在想起来，这也是二十二岁的我考虑问题不成熟。走时，他给了我赠券，几张只有下乡知青才能领取的劣质棉毯的票。我领取后连同邻居给我的两条不知是人造棉的还是化纤的白被单一起留给了在二窎插队的哥哥。他可以留着结婚用，我这样想。从小沈处离开后我对下乡仍有一丝丝的悔意，不过，一旦我想到确实不能拖累二哥时，又再次坚定了下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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