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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历戊申年
□ 曹 铮 七、四处碰壁 我是阳历七月底再次离开武汉的。从五月中旬到离开，不觉已有两个多月。来的时候正是水利学院樱花盛开的时节，离开时已值盛夏。姐姐、姐夫对我都好，他们让我在武汉度过一段短时的快乐时光。但是，我不能无限地待下去。我的根在南通，我的户口在金沙，我要在家乡寻觅自己的谋生之路。 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那个五月之夜把我和弟弟被赶出的真正原因。我回到“家”，“家”只剩下原来一间半房中的半间了，另一个整间被小曹家住着。也就是说，我完全挤在沈泽姨和小曹哥两家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大概只有八个平米的空间，三面是板壁，一面是大户人家堂屋间的直通上下的所谓的“门”。本来冲击留给我们的东西不多，母亲死后把公家的家具还了，剩的更少。好在母亲的骨灰盒还在，我一个人用的东西都有。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半间屋子整了整，把床搁好，腾出一个能写字看书的地方。为夏天凉快透气，我把门上的玻璃全卸下来。好在我是个男生，除了外出，白天和晚上我的门始终大大的敞开着。否则，这种夏天，没有现在的空调，没有现在的电扇，只能等着“中暑”。 离开院子两月多，县城的整个政治风向好像又变了。到处都是带有“忠”字印有“芒果”下面还有朵朵“向日葵”的宣传画。“忠”“芒果”“向日葵”一下子成为街道庭院张贴画的三“元素”。报上登了，毛主席把越南友人赠送给他老人家吃的芒果给了进驻北京高校的工宣队。两报一刊社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了毛主席最高指示。红卫兵司令一个个萎了，工宣队一群群红了。一会儿工作组压制群众，一会儿红卫兵变成革命闯将，现在又来了工宣队成了正确领导斗批改的救世主，工宣队和工作组实质到底有多大区别？一般人也实在搞不清。有一段时间，红海洋闹了一阵，消停后，忠字舞又一下子热起来。有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反正是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消耗大家的政治热情，也消磨着大家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时间。老百姓对这种出尔反尔的政治搞不清，我对此也是一片糊涂。说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整个社会跟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或者说，就是整个国家在紧紧跟着红司令一个人在加速地“折腾”。 我还是跟据革命形势把小“家”好好布置了一下，但活动的重心还是自谋生路。为什么？我真的不能再拖累哥哥姐姐了。父亲死后，哥姐他们承诺每人负责一人，我的成长费用由二哥承担。母亲在世，每月三十五元，月月邮寄。母亲去世，每月二十元，月月邮寄。他比我大十岁，六八年已经三十二岁了，他要结婚、生子、建立家庭，我不能再拖累他，我要速速地自己找工作养活自己。 我知道，学校停止招生，积累在城镇的人口越来越多，找工作养活自己谈何容易？因此，我想到几个方法同时出手。首先，我直接找了居委会的陈主任，我向他们说明我的处境，请求居委会介绍找份工作。得到回答:暂时不行。第一次走上社会，第一次求人。在人家门口转了一圈又一圈，好不容易推门进去，说的就是简单的两句话：“我要工作，我要养活自己……”其实，我的情况陈都知道，可能真的没办法，二是有办法，排队排在我前面的多着呢。或许我这样一个学生气十足的人不会讲话，说几句大实话，就被他们硬邦邦地大气凛然地回绝。 没辙了，我只能再找我的同学小沈。从武汉回来才知道他现在大红大紫，已经是镇革委会管工业的头头。我似乎从他的荣升中看到了自己前景的一片光明。小沈是我青春期前交的朋友，读高中时大家个儿都小，又有初中毕业一起在农校学习过得一段时间的经历。也算是患难朋友，大家走得一直较近。六四年许多县中原大学落榜的同学都学习董加耕下乡插队，他坚持未去。也难怪，他是两个外地流落到这里的老年夫妇收养的独子，目的是就是为了伺候她们送终养老的。我见过这对老人，挺可怕、挺古怪的。后来我在养病中只见小沈在街道上跑跑腿，写写弄弄，不晓得怎样，竟如此地有了出息。我回来后不久就兴冲冲地找小沈，不想他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叫我转找姓徐的镇办工业主任。 到此我第一次尝到踢皮球的滋味。然后我又去找姓徐的，结果还是没办法。找许、找沈和找徐这种求他们的循环进行了多次。我对他们可能的帮助和应允已经彻底失望。怎么办？绝望中我求助院子前后的小伙伴。听老张的大儿子小宁说，有人常年挖药材为生，你不去试试？第二天，我就去金南小学，也是县城的第二大小学的操场上去挖一种叫“麻雀儿头”的草药。我记得那是一种枯萎了的草本植物长在地表的茎。挖了两天，到药房卖了，只卖到八毛钱。我想，这也不是个生意经！也是小宁介绍，他说他朋友在家给别人修钟表，于是我就从旧货店买了旧的不走的闹钟。我将它拆卸开，重新装成原样。拨弄一个星期，发现是齿轮老化，无法修复。那又怎么样？我还是不能靠它谋生。 最后发现前后邻居的女孩子们都在家里结渔网，据别人说勤快的人五天结一口网可挣二十元。我自己觉得这活计对我似乎比较适合。于是我硬着头皮去找那个“网包头”，一个三十岁左右秀丽女人。别人告诉我，她就是姓徐的长着一脸连鬓胡子的镇工业办公室主任的老婆。是她接头，从渔场里领些材料，分给待业青年坐，再将接好的渔网如期如数交给渔场。这其实也是原始的改革开放的一种产业模式。我找到那个姓周的女子。她看到我是个手脚笨拙的男生，面有难色。我嗫嚅着：“我没有饭吃，想试试……”。 她想了一回，答应给我半条网的网线试试。到现在我还掂记着这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其实发给的半口网我并没有接完，下乡前交给她，她不但收下了，还多给了我五元工钱。 拿到网线第二天，我就开工了。结网其实是件简单活，只要开好头，底下都是简单重复的动作。到现在我还知道怎么结网。看到电影中渔民一边唱歌一边结网的镜头，既轻松，又潇洒。人美、歌美、动作美。可是自己真正做起来，就觉得它绝不是轻松活！结网时间长了，腰、背到屁股都像大群的蚂蚁再爬、在咬，直至你腰板不能动，直不起来。结了几天，实在吃不消，只能半天结网，半天休息。还没有收工，有几件事彻底改变我在县城生存下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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