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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历戊申年
□ 曹 铮
六、我要养活自己 在武汉的第二件事，就是一次次写信给大哥单位，为大哥鸣冤叫屈。是啊，给我一直带来正能量，当时讲是起着引道作用的带头大哥怎么可能是反。革命？我给他们单位的信中一次一次地反复写。那时很时兴在信开头写，最高指示：什么什么，我肯定不能写“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更不能写“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掩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只能写：“什么什么的，（不记得了）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想想为什么……”。然后我提出我大哥决不是反革命的几大依据。其一，他从小就是儿童团长大队长，中学在上海中学是学生会主席，在北大学校又是系里第一批学生党员，怎么可能变成反革命？其二，我大哥各项政治运动表现积极，抗美援朝积极报名当飞行员，后是眼睛色盲而落选，大学毕业又主动要求去边疆，分在银川宁夏师范大学还嫌工作不艰苦，还要到更偏僻的盐池去中学教书。其三，我大哥对我们从小要求严格，六一年起就寄小册子要求十五岁的我学毛选，写心得笔记，要我和家庭在思想上划清界限。他不允许我们占公家便宜我的印象深刻，一次，三哥用了市委单位信封，被他狠狠批评。还有一次，也是三哥，用他单位的公车到大操场学骑自行车，也是一顿狠狠的批评。my god！在现在，大哥这样的人绝对是天外来客，要不然就是社会傻瓜。但这才是我真实的大哥。在武汉，这样的信写去不下三封。毕竟，说理不是做数学证明题，你的逻辑再严密，你的依据再有力，人家就是不理不睬。我回南通还多次去大哥单位要”说法”。 那几年，教育局的头头走马灯地换，最终他们叫我盯在一个戴眼镜的姓周的人身上。最后一次去，那个姓周的也已经去了五七干校。我追到干校，找到他们，他长得像汉奸的眼还在恶狠狠的瞪我。不过，那时我基本对他们不再害怕，也一个劲地和他们“纠缠”。大哥平反后，也有人写信给我，要我找那个姓周的算账。他们说那个人已经失宠，正在一个我们县里一个中学做什么小领导，要我利用能够利用的“资源”痛打这只“落水狗”，说他还要不断地害人。我想，大哥在世时从未教我们对别人落井下石。再说，大哥死，不是几个人的恩恩怨怨，是整个时代的悲剧。要害人，也是一些人的本能。对他们，我们兄弟几个就再也懒得去“穷追猛打”。 我在武汉的第三件事，是要给自己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武汉和全国一样大乱，积压的在校中学生大学生不知有多少。我只好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边疆。我给远在昆明的二哥写信求助。他说我只能去云南的勐海，去西双版纳，有不少青年学生已经开始自发去那里。那里战略价值重要，橡胶生产，金鸡纳霜生产都是战备物资，他在信中描绘着那里的灿烂前景。二哥在我们兄弟几人中书卷气算是最重的，我觉得还是自己身体重要，没有被传说中的蝴蝶泉的浪漫故事所诱惑，很胆怯去西南的那些蛮荒之地。于是，我又向在乌鲁木齐人民医院的堂兄求援，他自己是五八年走投无路随姐姐去的新疆。堂兄回信说进乌市已经远非十年前这样容易，以后他答应替我找路子寻机会，堂兄的话比较策略。我知道，西北和西南的两条路的希望全都已经断了，怎么办？我姐姐替我想出一个主意。 我姐提议我学习做裁缝。“只要你愿意学，我替你联系。学成后在武汉做，在金沙做都可以。”姐姐这样对我说。本来这是一个不错的“点子”。在我余西老家，许多走投无路的人都想到做裁缝养活一家子。我隔壁的邻居家这样，我小学同学的姐姐家也这样。我清楚记得，每年寒暑假，妈妈都要请我同学的姐夫，一个叫田裁缝的中年男人到我家来现场裁衣服。我妈妈准备好多布料，一家人排队一个轮一个的裁衣服。首先当然是哥哥姐姐裁，最后才轮到我和弟弟。那个田裁缝是山东人，好像是国民党老兵。流落我老家娶了我同学的姐姐，一家人就以做衣服为生。我能不能走那个田裁缝的路，我心中是打鼓的。因为我知道，我的手笨拙，小学中学的手工制作成绩总是最差。但是我不甘心，还想试试。姐姐找来一小段浅蓝的布料，要我在家依葫芦画瓢做条小裤衩。结果我忙活一天，从画到裁，到缝，一条裤衩做成功了。但从外形，到针脚实在地难看，没有比它更恶心的裤衩了。从此，我也打消了做裁缝的念头。我从此明白，裁缝不是人人能当的，更不要说要做能养活自己的行当了。我肯定不是当个好裁缝的“料”，裁缝也不是养活我的“菜”。我必须改换门庭，另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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