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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历戊申年
□ 曹 铮 五、大哥出事
戊申年的阳历五月，家庭的厄运已经悄悄向大哥逼近。但是，我还蒙在鼓里。那天，从我和弟弟从金沙家中夜里被赶出，是第二天大早乘船去的南通。太平常了，我经常去大哥处。大哥单身，妈怕他孤寂，在我身体好时经常要我周日去南通。哥听说我和弟弟的情况，那天我没有发现他有多少表情。他只说，他很忙。晚上去电影院看市直机关纪念“五一六”三周年的演唱出也是我拿他的票我一个人去看的。第二天一早，他对我说，你还是去武汉一段时间吧。那时的大哥，说话对我来说是一言九鼎。我没有多想，就拿着大哥给我的二十多元钱向着南通港急急奔去。我不知道，自此，阴阳两隔，我再不可能见到对我们几个弟弟关爱有加的大哥了。 就这样，二哥远在昆明，姐姐和姐夫成了处理大哥事件的主角。前一段时间我还对二哥说，姐夫可是和我们兄弟一路患难走过来的，我们忘了不了那一时代对姐姐和我们几个兄弟的支撑，一段时间，我就把他当作我们心中的“大哥”。姐夫出身在广西农村，家境当时也不富裕。他和大哥、二哥都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五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大哥和他又都是在大学入的党员，惺惺相惜，六四年他和姐姐成婚，大家关系一直不错。在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兄弟亲的文革年代，姐夫完全可以选择保牢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我们和姐姐划清界限，至少做到不掺合家中的事情的做法。也因为这，我们兄弟几个后来对他一直都很敬重。 姐姐和姐夫去南通一个星期，料理大哥后事，和单位造反派交涉，弄清大哥自杀过程和缘由。大哥是在我走后受到批斗后选择自杀的。叫我离开时他已有预感。自杀在他分到的柳家巷深院的房间内，周围邻居少导致出事发现迟，中毒时间长，医生抢救无效。加在他身上罪名无非这样几条，第一条，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为反动右派树碑，为反动母亲办丧。这点我也亏欠他太多，谁叫我妈发病打电话给他太多？第二条，走资派的小爬虫，他是我妈在上海做计委主任的表弟和南通的市长联系从外地调来南通的，现在这些人都是重点走资派，包括我哥在北大历史系的老师翦伯赞也是著名的黑帮，他们和我哥是一条黑线上下来的。第三条，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说大哥是漏网右派。依据是他个人档案中有自己在党小组活动中的个人反省，承认了自己对输出革命有不正确的观点。如果是现今，尼玛，要开口骂人了。但是，那是在公元一九六八年，在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依靠群众专政，从档案里的蛛丝马迹挖出新的阶级敌人，清理了所谓的阶级队伍。而且，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就是死有余辜，就是铁板上钉钉。 八月份，我回南通，回大哥单位要给大哥说法。从我在南通城的姨姐那儿知道，大哥死后，市委机关造反队在大街上的标语就是，某某死有余辜，死了还要踩上一只脚。她是从铺天盖地的标语中知道我大哥死亡的消息。我远房的姨姐和大哥谈过一阵子恋爱，后来分手了。问题主要还是在大哥，政治洁癖，嫌姨姐养父有解放前的政治问题。其实，我姨姐生父也是个烈士，地方党史上有名字的。听后来三哥对我说，那个应该是我们的远房的姨父的烈士，和后来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烈士养父江上青是战友。江上青不晓得是那个烈士还是烈士的爸爸介绍入党。姨姐真正生父与主席的过继养父是战友，历史哪来这样的巧妙？姨姐对我们好，她的业务能力、活动能力都较强。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如果，她们谈成，就不会出事了。就是现在，我还常常这样问自己，大哥为什么要自杀死呢？大哥在政治上太单纯了，他受“驯服工具论”的毒太深，他太在意自己的政治羽毛了。当然，受家庭拖累太多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平时母亲发病我能胆大地一个人多杠些，如果，那天我从被赶出不去投奔他，还有如果，他叫我离开，我坚决不走，狠狠看住他。。。还有，六三年他压根不要调回，文革像他这种政治背景的人根本不该去趟那场大革命的浑水等等。可是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也是伟大领袖号召的呀。世上许多事没有如果，该发生还是发生了。姐姐、姐夫回家和大哥单位造反派力争不可能有结果。不过，姐夫根比较正，苗也比较红，不怕他们秋后穿小鞋。倒是弟弟身上发生了敌特故事片中才有的戏剧性的事儿。事情是这样的：这几年，弟弟住在校里搞什么停课闹革命，写了一些小字报。姐姐姐夫觉得弟弟在南通不保险，怕他再出事，就直接带去回武汉避避风头。那天，三哥到校里整理弟弟衣物，就自作主张把弟弟写的小字报在家里烧了。大概被旁边革命群众举报，将我三哥先逮了，再由文攻武卫指挥部派人到南通港把我弟弟截下了。兄弟二人均被他们“擒获”，美其名是在毛思想学习班学习。关了几天，见实在没有啥就放了人。从此实例中也可以看出，人造的阶级斗争有时也会闹得人人自危，风声鹤唳。作担保放走我弟弟的恰恰是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一个司令，他是我家原来住家保姆“来来”姆妈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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