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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历戊申年
□ 曹 铮
四、对父亲的回忆 母亲就这样的走了，弟弟也住回了家。一时间我似乎也获得了行动上的自由。但是向何处去，我和弟弟都茫然。就在我们蒙在鼓里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冲击风暴悄然来临。那是在五月的一天晚上，母亲逝去还没一月。对，还没有到“五一六”，那个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庆典日，那个江青被关不忘庆祝的日子。有十二点了吧，我和弟弟睡在厂里分给的房子里，算是公房，我记得每月就付两元多的租金。隔壁的半间还封存着母亲向红卫兵承认是所谓剥削来的财物。什么财物，都是老家运来的家具和一些被单衣物。没有首饰，也没有多少存款。父亲是六二年去世留下一笔存款和少量的抚恤金。因为几年的生活变故，家里都消耗用得差不多了。 几年来，都是哥哥姐姐每月寄钱贴补家用。她们说，她们每个人拉扯底下三兄弟中的一个，拉扯到我们成才。本来三哥和我顺利在六三年、六四年考进大学，到六八年就会对家有反哺。不想，社会动荡，三哥、弟弟和我都迟迟不自立，我和妈妈还患病需要治疗。好在我脑子“急转弯”反应快，在六六年红卫兵抄家的前两天，我将家中仅存的两个戒指，几十个银元去银行换了现金，急急去酒厂还清妈妈六四年在上海住院治疗向厂里借下的五百元欠款。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和弟弟从沉睡中闹醒。开门，几个人进来。我认识，有几个街道的，居委会主任什么的。她们要我们离开。我没有争辩，没有问询。二话不说，顺手捆了了一条被子就和弟弟冲出大门。离开就离开，我还不愿在这里呆呢！我自己对自己诉说着。那一夜，我和弟弟在县城的轮船码头等到天亮，弟弟去二窎向三哥告知情况，我直奔还在南通市教育局工作的大哥处避难。 那些年，大哥是我们，是三哥、我和弟弟的主心骨。大哥比我大十二岁。他是父亲六二年去世后第二年从宁夏调回的。调回的原因有多种，有他自己婚姻问题受挫，有家中三个兄弟未成才需要照应，还有他想致力于他专业本行的研究。他是学历史的，最初联系的工作是市委内叫档案馆内从属的张骞历史研究所。 张骞是南通的近代历史名人，清朝的末代状元，近代的民族资本的实业家。说是研究所，其实就是市委档案馆的两三个人。满屋子堆放着各种发黄的、发脆的解放前的旧报纸。一个姓邹的老革命常年住院，实际工作就是我大哥一个人。据说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后来文革的风声越来越紧，这种研究被迫悄无声息地停止，大哥致力本行的工作梦想也趋于破灭。大哥调回，当然还有在上海做官的表舅能出手相助的功劳。一家人欢欣鼓舞，几十年后我们兄弟家里家头反思，大哥的调回绝对是一个错误，是他自掘坟墓的前奏，是他个人的人生悲剧的开始。和西北的宁夏盐城中学不同，那里虽然条件艰苦，但“天高皇帝远”，家里什么事都和他不“搭界”。 在南通城工作就不同了，家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单位的造反派几个电话通通气，他要摆脱干系都不可能！大哥回来的第一年，母亲就带着大家把父亲的骨灰盒安葬。是大哥联系的公墓，选的葬址。他按妈妈吩咐，为大家以后寻找方便，请人刻了个普通的墓碑。不想后来竟成了他成为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为反动右派树碑立传的铁证。据说墓碑当时被单位的革命群众砸倒。七四年我开知青积代会，才有机会去南通城。那时大哥已亡故了六年，南通城早已扩建。我到原来的“墓地”转了两转，那里早已盖了各种林立的厂房和民房。从此，父亲的骨灰就不知去向。 其实，父亲也是一生悲苦不得志的读书人。我们兄弟几个个性老实甚至有些懦弱，少于别人争强，不好意思为私利和人计较的品行更多遗传于父亲。实际上父亲和我，和弟弟接触极少，每年春节就回家几天。孩子多，他也关心不到我们，恐怕连我和弟弟在学校里取的大名也不知晓。我只是从母亲的叙述中，从大伯的闲谈中，以及在整理父亲去世后他写的一些材料中了解父亲的大致情况。他出身小康家庭，我爷爷开茶食店，有个小小作坊，自做自銷。 茶食店有个店面，比水浒中武大做的行当规模要大好多。我父亲年轻随父从长江江心洲的扬中迁移到离我老家不远的小镇，小时爱读书，家中培养他上学，大伯则继承家业做生意。父亲是学铁路交通设计的，三十年代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就去青岛的胶济铁路局工作。而后不愿给日本人工作，抗战休闲在家，直到解放才重新出山工作。先后在无锡，南京和扬州等地的设计院、建筑公司工作。病逝在扬州。最后评了右派被贬去的工作单位是扬州建筑公司。 父亲实际的一生发挥其才能使其专长能用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使他最受伤的当然是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了。五七年我已进县中，当时是中学初一的学生，是哥哥们写信告诉我的消息。受那时的教育，第一个反应是“无限愤慨”，然后是“坚决”划清界限。以至到六一年他回家养病，母亲不理他，我们兄弟谁都不和他交谈，只有实际是外婆的奶奶照应着他。五几年他就得过一次脑梗，以至一条腿活动不便。就是如此，他还是拖着残肢，经常出入他设计的建筑工地。他在五十年代的政治生涯就像乘“过山车”，五五年他升职为工程师，五六年作为南京建筑设计院技术骨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转眼到五七年就突然被戴上右派帽子。 照他的性格，他不可能有任何激烈的反党言论，无非生活上琐事和领导有一些小矛盾，提一些意见。据说五七年全家计划举家从老家迁移南京。资历比他浅贡献比他小的领导分到房，为什么他没有？当然，还涉及单位旧知识分子的数量，有时要评到右派还要讲究百分比名额的。你在单位有幸“中奖”，就是你和你的家人倒霉。其实，在六零年左右，他的右派帽子就已摘掉。届时，他已住院，已处在病危之中。他沮丧地对妈说，即使是摘帽，也是摘帽右派。母亲说，父亲还是很注意名节的。抗战时，他在青岛不愿给日本人干活。回到老家，日本人要找过读书人的他出来做会长，他连夜翻墙逃脱。对被评右派的屈辱，死前悲愤地对妈说了三个字，“天晓得”。 父亲是在我读高一时去世的，那年我十六岁。大哥三哥在宁夏，二哥在黑龙江，姐姐在武汉，弟弟和奶奶在余西老家，是我和妈妈一起去扬州料理父亲的后事。我记得，我和妈妈从扬州带回父亲一大堆衣被和两木箱外文原版的书。妈妈说，你喜欢理工，也许用得着。自此，我暗暗将交通大学的造船专业当作高中学习的奋斗目标。按当时的学习成绩，我也算是个高中生中的“学霸”或者是“考霸”吧，从高一到高三，当时情况我各门学科总分几乎全是班级和年级的第一。就是到七七年恢复高考，几届毕业生叠加高考，我还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名次。 单纯从学业比，到清华北大也不是问题。但是，从继承父业讲，我还是选择交大。受我影响，我高中班至少有三个要好的学友考取了交大，而苦命的我，却因为种种变故，独独落下，而且是十四年后有机会再挑战，也因为自己是大龄生，没敢再报考交大，这也是自己一生的遗憾。此外，从扬州带回的还有一个就是装有父亲骨灰的盒子，楠木材料，母亲让我做主在殡仪馆挑的。父亲死后，我再没有机会能去过扬州。那年头，都讲究什么什么的烙印，父亲给我的烙印是什么？是六十年代初破败的有些沧桑的扬州城，是一个五十几就头发花白一天到晚只知道捧着一本书的跛脚老头的身影，还是那只有父亲自己解释得清楚的令人心寒的“天晓得”三个字。 如果说，《归来》电影中陈道明演的陆犯焉识是幸运的。至少，陆活到了改革开放，活到了平反昭雪。我爸没有轮到这种福分。妈妈说好在那年五月由我送些他最爱吃的枇杷的，可是，他没能等到那年的枇杷上市。他说好不能起床就由他口述我妈记录来著书立说。五十四岁，文革早几年就因为在现在肯定治得好但是也能治好的肺结核匆匆离开人世。十六岁的我对他一丁点儿不理解，全家人对他也一点儿不理解。 现在许多愤青，甚至许多所谓的专家在网上发言论说什么毛发动反右的出发点是好的，说对文革也应该一分为二，说文革是浪漫的理想化革命等等。应该说，每个人都有发表见解的权利，言论自由，不乱扣帽子，这是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按文革的标准，这些人与中央唱反调，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结论唱对台戏，早就是铁定的“右派”，都要一个个受罚，劳改乃至株连九族。要这样，他们自己会愿意吗？文革，是肃反扩大化、是反右、是搞大跃进、搞反右倾一条系列化的连续的左倾路线的继续、膨胀和发展。而反右这种故擒欲纵的胜之不武的手法，也只有中国的封建帝王才“玩”得出。 父亲的平反在一九七九年，我大学一年级。平反在父亲在南京工作过的南京设计院进行。二十年前的事了，单位的领导都不认识我父亲这个人。单位发了我们五百元的平反费，给了我几张平反证明。我把平反证明寄给兄弟几份，留一份给自己学校系里。其实这种平反证明真的没有什么鬼用。父亲骨灰都没有了，他的上天之灵还在乎那张纸？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保证不再实行这种极其残酷、极其落后的阶级株连政策，不要说没有罪行，就是父亲有天大的罪行，这与我们子女又有何干？薄熙来事件以后，我对频频被曝光的薄瓜瓜还是抱同情态度的。我在想，如果他没有做过一点坏事的话，他需要承担他父母一样的惩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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