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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历戊申年
□ 曹 铮
三、母亲病故 那一天，妈妈大中风，脑血管破裂，抢救无效去世。这是通常是心血管病人的最后结局，只是对妈来说还是来得有些太早一些。妈是属猴的，猴年过世，去世时不过六十岁。其实她去世前的一些日子早就有征兆。不知从哪一个月开始，我从酒厂领取她的工资就剩下少量的生活费。治高血压的药只能减量，比较贵的治恶性高血压的每天吃半粒的“弧乙啶”只有停了。妈说，停了一些还可以。发病几天前她总和我说她总做儿时的梦，都是一些逝去多少年的玩伴怎样找她玩。当时医学不发达，没有一个医生叮嘱病人高血压的药是不能乱停的，最后是血压的反跳夺走妈的生命!人生没有“如果”，如果我像现在知道，高血压无法治愈，只能每天按时按量服降压药，如果像现在有疗效好副作用的药，如果像现在有家庭血压计，随时可以监控病人血压，如果没有当时的政治空气，大家不要活得那样压抑。。。十几年后，我遇上我妈在县工商联的老同事，原来的县工商联洪伯伯。生的是妈一样的毛病，高血压、脑梗、半身不方便。他还在工作，有时子女搀扶着，有时一个人踱着拐杖走。每次见到他，总是笑呵呵的，口型变成一个不规则的“O”字。和我见了面，他都要念叨，你妈没有活到现在，你妈不曾有福气活到现在! 否则，你妈没有和他一样分到县委干部才能有的房，可以享受各种政治上的好处，还有像三哥受牵连下乡的子女可以在县城分得好工作。我清楚记得妈中风的早晨，恢复得能够简单自理的妈妈，洗着三哥带回的棉衣外套。脚盆，衣服泡了水，妈坐在走廊台阶下的凳子上。一个从来没有的声音响起，妈呼喊着我的小名。我冲出去，妈流着眼泪，抽泣着，倒在台阶上。我抱着她，把她放在我睡的小床上。急急问，“要不要请医生？”，她摇摇头。这是我看到妈在世的最后一个有意识的动作。 一会儿，妈睡着了，呼声大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昏睡，是脑血管出血的典型症状。有了这种症状，她只能走进另一世界去了。可是，当时的我还不知事情如此严重。我还是习惯地叫杨姨先帮我打电话给南通城的大哥，请街对面的叫“二侯”的男孩找拖车拖我妈去人民医院。一套熟了不要再熟的程序。和过去不同，妈，再也拖不回来了。到医院，医生什么都不问，上病床，挂水，接氧气。三哥没通知，他早上心神不安自己觉得不对劲，从乡下跑回家，大哥到下晚才回。这种电话次数太多，习以为常，都以为狼来了，后来没有狼。那天，真正的狼来了，大哥却回来迟了。弟弟也从学校回来。晚上十点多，妈不可挽回的走向死亡时，我们四个兄弟都在旁边。大家不讲话，也没有大声地哭。医务后勤人员把妈推进太平间。第二天，我们从余西老家请来我家过去的保姆来芝姐，请来老家我妈还健在的堂嫂，请她们替我妈简单洗身，换衣。兄弟几个请人把妈直接推到县城南边刚建成的火葬场。火葬时，没有花圈，没有告别仪式，火葬场没有比她再简单的殡葬！ 我只记得，她是通州火葬场的第八个殡葬逝者。 殡葬母亲的晚上，妈妈在工商联的同事，我们一直叫他舅舅的马季连来了，送来一个花圈。我们连夜把花圈偷偷地烧了。第二天，大哥带我把母亲去世的消息通知县统战部，通知了酒厂，两个单位都是造反派当家，对妈的去世，他们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任何说法。 多少年后，我大学的同学当了前身是县酒厂的大富豪啤酒有限公司的老板、全国的明星企业家。我同学还顶着全国人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光环。一次见面，我本来想和他开玩笑说：“老同学啊，你每根毛孔可都沾满着工人的血呀！”但是，我想，不能把玩笑开过分，毕竟大家已经分开好多年，毕竟现在不是还坐在同桌的辰光。后来，我对他提示过，你们的厂子里曾经有我家的一份股权。我的老同学非常惊讶。他说，在他的接手的“厂志”中没有这样一丁点儿的记载。没有记载？我记忆中，五十年代，几家地方比较强的酒坊先是合营，后再合并。在大多数资金，所有的技术人员、所有的熟练工人包括技术设备均来自私方的情况下，公私合营的双方齐心协力，大力经营，使县酒厂变成一个奠定地方工业基础的县级大厂。而这一切，都只能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共和国历史的长河里。其实，我家的酒坊在上一世纪的二十年代更前一点即已开业，是母亲的舅舅和我外婆合资。经历各种社会的变乱，但厂子像“刀割韭菜”一样，总是一茬一茬地从挫折、重生到兴旺周而复始。其中我母亲的功劳当然是不言而喻。公私合营前家里的店号我至今还记得，叫“顺兴公”。母亲是个能干的企业家，她其实是生不逢时！要不是我们这种年龄段并亲历这一变革过程的人知道一些梗概，以后恐怕任何人都不会弄清这笔时代的变迁账。私，到五六年的公私合有，无可挑选的合营，再到文革的彻底的公，不要私方同意的公。而到八十年代末，公又逐步向私转化，最后又回到彻底的私。其实，县酒厂也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华丽转身，设备、技术、人才在同类厂前率先实现现代化，牌子红遍全国，而且是由做烧酒改为做啤酒，许多项目走向国外。我的老同学在变革中表现有非比寻常的开业艰辛和创新智慧，此厂实质已经非彼厂！ 母亲逝世后几天，姐姐和二哥回，商量对几个弟弟的安排办法。三哥六四年就去乡下插队去的。弟弟虽然是六六年的初中毕业生，但没有宣布毕业，还算在校生。主要是我的安排，没有门路，没有身体，没有好办法。妈妈去世躺在太平间的夜里，我蒙着头躲在被子里偷偷哭了。虽然我们的心都已麻木，虽然死对有病的她也是个解脱，我还是舍不得妈。我知道，兄弟几个她最喜欢的是我和大哥两个，两个都一个生肖，都姓妈的姓。兄弟几个中我最少挨妈骂的一个，也是在妈身边时间最多的一个。从记事起，妈就带着我，包括解放初她被当做敌对分子受审 ，包括五七年五八年工商界大鸣大放后来又是整风反击右派的学习。哥姐都说我从小被溺爱，我不太承认。我总认为自己什么事从来都不要母亲操心。想不到最后我恰恰是家中最使母亲也是最使大家烦心的。 母亲，应该是同时代女性中比较能干的一个，年轻时长得漂亮，高挑身材，瓜子脸型，大而深邃的眼睛，带有当地难有的典雅知识女性的气质。我们记得，母亲的身影，在老家小镇，在金沙这个小县城，一直很显眼。我们兄妹几个，只有大哥遗传了她的相貌气质。听她们说，爷爷抽大烟亡故后，外婆就带着她在外婆的哥哥家也是母亲的舅舅家过日子。舅舅把她当做自己亲生孩子一样培养，一直读书最后送到上海大厦大学上大学。大厦大学是教会办的私立大学，后来我才知道它就是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妈妈大学毕业，就在我余西老家当校长。因此，现在我老家的余西小学，现在为纪念余西革命前辈朱理治，将其改为理治小学。我妈是它的第一任校长。日本人来了，我妈就回家打理原来外婆经营的酒店酒厂，虽然是雇佣几个工人的作坊型小厂，在地方上也还是小有名气。从此，母亲的命运随厂子属性变化而跌宕起伏。从校长，到企业成功的经营者。解放了，就变成可团结可利用的工商业主。强化阶级斗争了，又都变成可恶的剥削阶级了。不过，文革前，党的统战工作搞得还好，母亲毕竟是文化人出身，跟党跟得紧。所谓的反右，私营工商业改造，四清，她的表现都不错。于是我妈被借用去县工商联，最红时是县工商联副主任，妇联常委，政协常委，县人大代表。她落笔成章，口才也练得好。生病前县工商联，县政协的各种文字总结都出于她手。五十多岁了，在全县的群众大会，她作为妇女界的发言轰动会场。她对我们要求严格，要我们积极进步，要我们吃苦耐劳。到死也没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坏话。最落魄时她只是和我说：“刘少奇尚被打倒，何况我们？”。五七年夏，大哥二哥一起从北大毕业，大哥自愿去了宁夏，二哥分配去东北。她在兄弟两人告别北京在英雄纪念碑前拍的照片后面，兴奋赋诗，对他们能远去边疆建设祖国由衷欣慰。三哥也是她在得病后硬拉着半命令式去了二窎乡下的，不想多少年后，二窎竟成了她和大哥骨灰的摆放之地。其实，年轻时她就靠拢党靠得很近。三十年代在上海念书时，她就参加过进步青年的飞行集会。我在家养病时，她告诉我，有人叫她在飞行集会的人群中散发传单。可是她稍迟到达目的地时，发现那里警笛齐鸣，许多人被抓。她只好匆匆将大把的传单丢进靠近的厕所坑中。仔细回想她的一生之路，坑坑洼洼，其实也没有什么严重大错。老家第一任小学校长，不给日本人办事回家做实业，解放积极带头参加对私改造对己改造，努力把一个个孩子培养念书报效国家，家庭生活力求简朴无任何奢华。她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有教养，有思想，有担当，勤学习。我在她身边二十多年，和亚兰一样，她们都是对我人生观影响深刻的女性。她们的”真善美”品格虽然内涵不一，施加的对象和范围不同。但，其间的本质有着好多好多的一致！“与人为善”，“先别人而后自己”，“对别人好先与对自己和自己子女好”。“对子女的要求也都是粗茶淡饭，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人家孩子能够吃得苦你也可以吃，人家孩子能够吃得苦你也要必须吃”，“要使子女适应社会、适应自然”。这也是我们老兄弟几个落难都能最终适应，并还能以苦作乐的原因吧。此外，最重要的是母亲教给我们要“尊重劳动，同情弱者”。这也使我们在以后社会底层能得到社会底层人群的帮助，能和他们结成深厚友谊，许多时候他们中许多人也真给我们自己解困，甚至逃脱“大难”。 写到这里，我多么希望我的子侄辈能够将我母亲的要求能代代传下，我们的后代也将世世代代的绵延受益。这些品德或是她们对子女的要求，哪来什么阶级性？下了乡，我才发现，生产队里原先祖上的老兄弟五个，好吃懒做吃喝嫖赌的，土改时成了贫农，省吃俭用整年忙忙碌碌的被评为富农。阶级斗争理论，过去都信以为真。下乡后才知有许多的荒唐。也是毛说的吧，你如果不了解农民，你就不了解中国。农民自私，保守，迷信；但他们又勤劳，纯朴，知足，懂得知恩图报。不客气说，那篇奠定建国国策基础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创中国社会近代许多“人斗人”的恶劣先例。包括文化革命在内的各种群众运动几乎统统都是一个模式。“先发动群众，过火斗争。戴高帽，挂牌子，喊口号。后从肉体到上纲上线的批判。一批人火箭式提拔，另一大片人斗倒趴下。再甄别平反，得到平反的人还必须感恩戴德。最后是运动总结，总是斗争形势一片大好，大多数群众经受锻炼接受教育，少数死不改悔的人被戴上帽子遗臭万年。”活了一个甲子，方知不同的人群其实都有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即是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也都有其光明一面，也可能有其阴暗乃至十分阴暗的一面。关键是要有好的社会准则，好的监督机制，能对每个公民包括每个官员身上的阴暗面给以严密的约束。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是最近从政府最高层揪出的大官。他们年龄和我上下不多，都受到过共产主义的正统教育，都经过各种各样政治运动的洗礼。为什么他们会变坏？像周给他母校提的词所述：“日积月累”！这种“积累”，有其个人主观原因，也有其社会的客观原因。客观环境原因不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逮住周老虎，还有更多的小老虎繁衍！我在想，习李内阁的现在的真正的强力防腐行动如果能提前二十年，那可能像纪委监察组到那里，那里的访民人头涌动？那可能还有什么薄老虎，周老虎？那可能还有什么后来的“社会道德倒退，全民皆沾贪腐”？多年来官场的奢侈糜烂之风是每个老百姓都能眼见身受。一个被处决的贪官死前说，中国官场最大问题是吏治腐败和结党营私。不过，社会进步发展到了今天，还是有人硬是把人类应该有的公共美德及中国的传统美德丑化，套上各种阶级化的标签。其实，习总提出的核心价值观也并没有与大家公认的传统的美好价值有什么势不两立。如果一般普通国家的公民都能遵守的规则都要蔑视，如果古代社会就应该有的尊重人、尊重社会的道德都不能讲，谈什么“为大多数劳苦大众谋利益”？说什么“立志解放全人类”？母亲从民国淑女到受党影响的激进青年，从学校校长到成功企业人士，从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到带头改造的工商界的人士。一个小人物的人生变迁，谁也不会评说。不过，历史的教训很容易被人遗忘，人为的意识形态偏见，顽固的阶级斗争哲学，都像军国主义一样未能在日本彻底清算一样，未能在我国对之做全部的否定。虽然这种极“左”理论在群众中再无什么市场，但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总还会用这样那样的形式，翻一个“泡”，再翻一个“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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