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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历戊申年
□ 曹 铮 二、邻里关系 我有肝、肺两大重要器官的慢性病，我没工作，更不能奢望到大学学习。没有办法，我无助，也无法脱身。六八年，那年我二十二岁。所有人有青春，但我没有。我发育迟，到十八岁只有一米六几的个头，就是在家的那几年，个子才逐渐长起来。干、瘦、病、彷徨、麻木，从躯体到内心，我觉得我一点儿也不像内心火热的青年人。不过那几年也不是一点儿也无长进。我学会了独立生活，买菜烧饭，去市场挑菜，去河边洗衣，去煤店买煤，烧点妈妈可以吃和爱吃的菜，学会用有限的钱开支家里的日常生活。我学会了服侍病人，知道不怕害羞在公厕倒马桶、不怕闲语在沟边洗便盆，和邻居小孩拖着妈看病，看急诊不慌张。我学会适应市井生活，邻里好，“嘎”金宝，许多事她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们。我能和她们为伍，整天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 此外，我还自学了许多医药知识。久病成良医，我没有医生的整体水平，但我知道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治疗方案。而且，病间我还看了许多中医书，替妈煎过不知多少副中药，也自己服过不少中药。后来到农村，又学了一些中医理论和针灸经络的知识。什么“新针疗法”，什么“鸡血疗法”，时不时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最后我得出基本结论，中医的所谓气血、温热、冷寒并没有多少理论依据，中药对大多数器质性疾病基本无能为力。到现在，什么中医养生之道，经络调理方法，有时还在糊弄着对科技医疗知识一知半解的年轻人以及大妈级的只相信自己的固执女人。她们不知道，科学发展到今天，电子显微镜可以探测到物体微米级、纳米级的结构，连人体细胞内的染色体排序统统都可用生物实验来确定。而我们的中医、中药和针灸不去从科学原理、化学组成和细胞结构上揭示能够治病的原因，还是停留在古纸堆上的汤头歌验方和虚渺不着边际的阴阳五行的说法上。这说明它们只是种经验，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科学！对这些人们只能相信其十分之一，相信用它慢慢调理虚弱的身体，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妙用。 此外，自己还在几年中多少学到一些社会知识。那年代，人和人有单纯的一面，但也有其复杂的一面。就说说院子里小曹吧，个子矮，皮肤白，有些胖，三十好几，看上去比我大不多，人也热情，我叫他小曹哥。隔壁沈泽，比我大不多，由于他嫁的爱人看上去有些老，且个儿长得高大些，我反而叫她沈泽姨。她们两家人亲热极，互相跑动勤。不知从哪个时候开始，小曹哥和沈泽姨两人却反目成仇。小曹向沈泽老公单位汇报是家长放纵孩子在院子里喊反动口号，沈泽则向小曹单位领导说小曹曾经串到她家想图谋不轨。而且两家单位都要闲散在院子里的我当作原始的证人。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地位的重要，但当时也只能学习孔夫子的情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小孩子喊错口号，我亲眼看到，但那肯定不是有意的。“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喊着喊着就变成“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了。那时代喊反动口号是要坐牢的! 小冲冲是无意，大人不在场,我这样证明。后来可爱的小冲冲真的坐了牢，但不是六八年，而是在八十年代；不是为反动口号，而是为大学毕业工作中的贪污。六八年以后，我再没见过他小时候带给我欢乐的冲冲。也因为是他坐了牢，我不好意思再找过那时代真心关照我的沈泽姨。因为去了那里肯定会谈到冲冲，那是沈泽姨心中的痛。对小曹对其非礼的事，我只说没听到，虽然我和沈泽家就隔一层板壁，上面还是空的，蝙蝠都可以在两家飞来飞去。但是，没有听到就是没有听到。人性恶起来，可以不择手段向对方泼脏水。那件事也使我知道，“好煞”有时也会先“坏极”转化。人和人的关系如此，一个人的运道也是如此。 像鲁迅说的，那一年，我绝对是交了“华盖运”。还有杨姨，也是比我大不几岁的人，没有工作，急于找工作，和街道主任关系搞得好。后来家里出事，三哥好心烧了小弟在校写的乱七八糟的小字报，招来文攻武卫抓走弟弟，大家都猜测是杨姨到街道告的密。不过用当时的无产阶级价值观衡量，她做得非常对。十几年以后我再见过一次她，是在我回县城工作后到灯泡厂办事碰到她。她在这个厂当会计，她说她一家过得很好，我很欣慰。就在此后不几年，原来院子里老张的儿子小宁告诉我，她已去世，患骨癌死的。杨姨叫杨美英，那时其实和我一样苦命。听到她的死讯其实我也有一些悲凉。一个农村女孩嫁给乡村教师，本来是不错的归宿。何况丈夫还是长相端正的小负责人。夫君大十几岁，感情也不错。只是在六八年，谁叫你不好好嫁人做什么填房？谁叫你有个前妻的女儿？谁叫你做的是地主的儿媳？因此，家邻家坊对她背地里几乎都没有什么好议论。不过，她给我的帮助还是不小的。每次母亲发病打电话叫大哥三哥回家都是我请她帮的忙。从她那里还可以听到不少时新的，大广播里没有的社会新闻。什么富农儿子有意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四方”唱成“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屎缸”啦，什么镇东头徐家抄出黄金藏在瓦房的瓦片下的啦，还有县中校也是我母校女副校长赵震东被剃成阴阳头跳井企图自绝于人民啦……。当然，也有更多的是一些张家长李家短的镇上广为流传的花边新闻。到今天我还懊悔没有受宋老师邀请，去他学校那里代几天课。不然，自己的人生轨迹也许还不会画后来一个“大大的弯”。文化大革命告我家的密可能是居委会布置给她的政治任务，也是她应有的政治觉悟。当时流行“人民战争”，流行“人民专政”，用大妈大嫂监视人民的敌人，太正常。就这样，我从一个学校的学生变成社会的游民，别人不知道我以后怎么办，我自己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自己的肝病没法好，妈妈还需有人旁边陪伴。这种有点麻木的平衡一直到六八年四月的某一天才彻底地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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