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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历戊申年
□ 曹 铮 自己的人生低谷究竟在哪儿？昨天清晨，我这样想，想着想着，不禁失声痛哭起来。是呀，再不写出来的话，将来子侄辈对他们父辈的经历将无人知晓。有些是历史，有些是经历，有些是我同辈和祖辈的足迹。当然有些也是大风暴远去后自己的人生感悟。 一、我的“小社会” 一九六八年，严格说是农历的戊申年，是我人生的低谷，也是我家庭的低谷。它也是一个给我们伟大祖国带来灾难的猴年。太多的事了，一个原先还算完整的家竟然在几个月之后变成遥远的记忆! 那一年，过了春节，大哥，三哥，弟弟都回来团聚了好几天，挤在金沙妈妈厂里分的房子里。余西老家是回不去了，也是没办法，老家工业少，地方财政捉襟见肘。 原来我妈在上海做计委主任的表哥还可以经常替他们想想办法，文革中我表舅作为经济主义妖风的头子打倒后，余西索性将表舅家和我家连在一起的两个院落一并做了公社办公地址。本来就没有什么留恋，在小县城，也是多年在金沙，春节多少有点小温馨感觉。妈妈心情今年好多，我用从武汉姐姐带来的梅干菜，用自己煮的赤豆加上糖精做的豆沙，在隔壁沈泽姨爱人的食堂加工做了十斤面粉的带芯的馒头。妈妈叮嘱我，说明年再要多做一些。 从六六年算起，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了第三个年头，这场大革命给院子里每一户人家似乎没有带来多少好运道。大家的物质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贫，几乎每家的好一点的菜都是“文蛤”烧“小白菜”，那时的文蛤我们叫“蛼饸”，市场只有二分钱到五分钱一斤。沈泽姨爱人是县棉麻公司经理，我们管叫这位头发有些秃的中年男人为曹厂长。因为他是军人出身，平时和大家不苟言笑，我们对他都很崇敬。去年他在年轻做民兵时给反动派写过自首书的事被抖了出来，在单位只好靠边站。在全县斗叛徒大会那阵子是还游了一次街。斜对面的老张戴了一段时间的白套套。他们家孩子多，都比我小好几岁，但统统都是我养病时的小玩伴。 老张夫妇都是贫苦家庭出身，解放前早早投奔了新四军。他爱人周静是县酒厂的会计，年轻时当新四军的照片放在他家房间的首要位置，特别地英姿飒爽。不过解放后他们俩工作都一般。怎么回事？文革时大家才搞清。原来老张在六二年“右倾”过，还被贬到农场劳动过一段时间。他爱人在新四军时离开一段时候。八六年我去武汉出差时周会计还叫我去找她的知情上级。结果我找到一个躺在在医院的浑身插着针管的“老革命”口述出具了证明，好歹给了她一生政治上的清白，使她们夫妻俩觉得死也瞑目。 处在院子东南角的宋家，男的是乡村小学的负责人，这几年反而成了群众。他爱人原是他学生，他原来的爱人病死后成了他的老婆。结婚生了三个孩子，小家庭和和睦睦。但原来妻子的女儿和她们的矛盾公开化，去年闹着和爸妈划界限。连姓也不要，要改名叫什么“耕耘”到农村插队。老宋是个老师，和他划有什么界限？原来宋老师爸妈是地主，两位老人来过几次，都是面慈目善的，看不出他们有周扒皮或黄世仁妈那种邪恶样。但我那时已经知道，地主的帽子要代代相传的。我理解宋老师女儿，和老人在一起过日子，就是地主成分，自己的子女、子女的子女子子孙孙也都是地主成分。 只有对面百货公司小曹家，虽然夫妇俩挤在靠街的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内，夫人在县里纱厂上班，三班倒，挺辛苦。但他们的生活滋滋润润，政治上的霉事一点也沾不上边。而且每逢工休日，小曹爱人在纱厂里的工人姐妹都要来打“平和”，就是集体出钱搞吃的。每次她们一起动手做的都是我一看就口水直掉的“蟹肉荠菜混沌”。 我从六四年参加高考前一个月查出肝功能受损，在这个院子休养已经到了第五个年头。肝功能不正常，体力愈来愈不挤。中间体检还发现有浸润型肺结核。医生叹息，用药，肝不能再伤；不用药，结核要发展。我家有前车之鉴，三哥空洞结核许多年才痊愈，父亲六一年因为肺空洞呕血去世。医生只好给我只能开一些黄连素给我治疗。我自己为要命也天天泡在县城唯一的新华书店翻药书，找资料。居然发现吃马齿苋汤对肺有益。最后不知是黄连素还是马齿苋汤治好了我的肺病。或许是我是学邓颖超长征中治愈结核经验，那几年坚持白天尽可能在室外活动有了效果。 六八年前一次透视，原结核病灶已经硬结。只是全国高考全面停止，上学无望，我能做什么？只能搬出我家的三四十年代的收音机，还是德国货。借来收音机修理手册，想学习收音机的修理。殊不知理论和实践有着极大差距。我在学校成绩再好，动手也抵不过小学毕业的技工。天天拨弄，只能简单看懂电路。 我生病一个月后妈妈也小中风，就是现在说的“脑梗”，左半身行动不便，还时不时一种叫癔病的又叫歇斯底里的神经官能症。这种病是在六四年在上海和妈妈一起去上海治疗高血压过程中爆发的。在医院吓坏不少的名医。病在发作中病人像打摆子，浑身抽搐，血压要猛升到二百多。治疗其实极简单，只要注射一支苯巴比妥的镇静针剂，十几分钟就可肢体安宁。这种病，加上脑梗的后遗症，还有原发高血压病一起折磨着妈，也折磨着我。我和妈相依为命，我不能离开她半个小时，时间一长，就要发病。于是，用拖车拖她挂急诊，半夜心去医院请医生来家打针治疗是家常便饭的事。好在那时医生好请，他们的态度也好。清记得一次镇卫生院的一位包医生，我妈便秘找他急诊，母亲大便不通，难受得在床上左右滚翻，血压猛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那个医生二话不说，戴了手套，从我妈堵塞的肠道里硬生生抠出许多干涩的粪块。不过，可怕的而且是不时发抖的抽搐也帮过她好几回。一次，酒厂“文攻武卫”想到我妈还没有享受到批斗的权利，勒令她前去接受批斗。我请人把她拖到厂办，几个认识的造反派头子一看那种情景，菩萨心肠上来，连连摆手叫我妈打了回票。一次，统战部一个造反派亲自来我家视察敌情，估计要妈揭发原统战部领导罪责。我知道妈的癔病会发作，不客气下了逐客令。哪个人死皮赖脸赖着不跑，后来妈的病真发作，那个经常陪部长看望我妈的徐秘书只能傻不拉几的和我们悻悻告别。这些，就构成了我在六四年六月到六八年年底所呆的“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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