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岁月里走来的物理学教授

-- 纪念南京一中老三届朱小松校友

第二部分    小米 + 步枪  ：飞机 + 坦克

    母校老三届大部分校友，也许所有人，乃至社会上不少人听说过朱小松同学和陈家澍同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研制“粮食测温仪”的事，其全称是“数字式粮食温度巡回检测仪”，这和《无线电》杂志报道所使用的名称有一字之差：“数字式粮食温度遥测仪”，一个“遥”字。根据笔者与两位研制者的密切往来，清楚地记得当时使用的是“巡回检测仪”，并简化为“巡检仪”，尤其在口头使用时。个中区别以后再细谈。需要强调的是，小松同学与家澍同学研制的并非只此一件粮食测温仪，还有一件更为精巧的装置，在笔者看来对社会更具广泛意义——近30年后的2003年非典肆虐时证实了这一点，具体内容也放在后面。
    一些认识小松的同学，尤其是小松所在的高一（6）班同学，他们没有关于小松懂电子学的印象；实际上，不仅在校读书时，即使经过文革，直到下乡开始，小松对电子学还完全是外行。关于小松如何从门外汉到电子技术行家，笔者有幸成为全过程见证人。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本文第一部分“我们的大学”提到笔者与晓东同学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暗中学习，并试图尽快接近现代科技前沿。大串联回来后，继续进行着数学，物理和科技英语的学习，1967年春，晓东提议：一边学习，一边“玩无”——这是当时无线电爱好者的行话，意思是“玩无线电”。1967年初，全国大串联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师生”回归之后，全国一些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以及工业发达的一些其他城市，不约而同，普遍出现了所谓“男焊女织”的现象：男生玩无线电，焊接元件；女生织毛线，用勾针勾出各种图案花样。许多人乐此不疲，甚至痴迷于其中，与当今之网瘾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这下可就大大冲淡了革命造反的政治气氛，当时有大字报批评指责这种现象，将此等玩物丧志之辈指斥为“逍遥派”，但对这股潮流却也无可奈何；再加上当时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男焊女织”仍然大行其道，直至1968年末下乡，其“市场”规模才大幅度收敛。但爱好者中许多人终身受益，四人帮粉碎后，我国电子学及相关领域许多专家，学着，工程师，技术革新者，生产技术骨干就来自这些“玩无”人群。
    我们意识到，这是通过实践活动学习电子学的一条好途径，就当时的资料而言，至少1）英国皇家海军无线电机务人员是用这种方法培训的；2）我国的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我们初三（4）班主任方曼丽老师的大学母校）物理系也是这样做的。文革前夕，1966年上半年某期《物理通报》介绍过，1965年该校物理系进行了一项新颖的教学改革，让被录取的物理系新生提前到校，用两周时间教会他们安装调试6管超外差晶体管收音机（我们当时真羡慕他们的好条件）。先通过动手的实践活动熟悉感性知识并培养起所需的实验技能，然后进行理论上的学习和提高— —这 样的方法，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其结果自然是成绩斐然。
    笔者的同桌初三（4）50号汪建树同学当时已是“玩无”高手，我们拜他为师，在建树同学热情的帮助指导下，晓东和笔者也成了技术熟练的无线电爱好者——安装调试7管以上的超外差式晶体管收音机的技能已全然掌握，在整个过程中，自制电烙铁，自制万用电表，自制信号发生器等以及所需的钳工等机械活手艺，也都驾轻就熟了。
    再回到1968年下乡前的 情景，笔者经晓东介绍结识了小松，长谈中笔者将长期来隐蔽学习与通过“玩无”学习电子学的秘密和盘托出，并极力鼓吹晓东与笔者长期信奉的“文科危险论”（今天看来，这也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偏见），煽动对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无线电电子学的热情。小松本来就博学多才，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于是一拍即合，小松当下即“入伙”。晓东与笔者就像汪建树同学热情无私地帮助过我们那样，同样主动热心地协助小松尽快走过入门阶段。记得在初期的识图和基本原理方面，因为小松与笔者都是美术爱好者，所画电原理图不仅要求准确清晰，还要有美感，就像一些技术书，尤其是一些国外的科学教科书，其插图之精美，对读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可以增强学习兴趣。象当年许多无线电爱好者那样，我们带着小松到摊贩市场，夫子庙的红星店等地去采购所需的元件器材和工具等等，往往不可能一次完成，小松对此兴趣很大；实际的动手操作，从打铆钉制作线路板，焊接元器件直到后来制作印刷电路板，我们三人象亲兄弟做游戏那样快乐地忙活着．．．每当闻到电烙铁上的松香气味，当年的情景便浮现在眼前。
    记得小松的“无线电工程”正式开张是在1969你1月中下旬，春节前那段日子已是热火朝天，干劲十足；小松的家长极力支持小松，相对优越的经济实力对技术类的工作的确是极为有利，记得小松从一开始使用的电烙铁和万用表都是正品。加上天资聪慧，心灵手巧，又有伙伴们从旁相助，技术很快就“上路子”了。在那段日子里，小松对于来复再生式电路以基本掌握（记得他一上手就是两管机，不象一般人那样从高放式单管耳塞机开始），无线电爱好者所必需的基本操作，诸如元件与线路布局，制作线路板，焊接电子元件，尤其是不耐高温的锗晶体三极管，电解电容器等一类比较“娇嫩”的元件，技术技巧已基本掌握，调试能力也在提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20世纪60-70年代，即使在全世界范围，电子工程领域还是分立元件一统天下。集成电路在实验室研究中已获成功，但成本太高，在工业产品上广泛应用尚需时日。当时别说是收音机电视机一类普通民用装置，就连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也都是使用分立元件的，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在其尖端设备上有限地使用一些集成电路。今天的收音机，除了有限几个分立元件外，大部分是集成电路块，安装起来省事多了，就像搭积木；而当年的无线电爱好者面对的却是由几十甚至上百的分立元件组成的复杂电路。世间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弊亦有利；复杂的线路图，实体的复杂机器及其安装和调试，对于学习者深刻理解技术原理，熟练掌握相关技术技巧并积累经验，恰恰是极为有利的机遇；而今天，用几块集成电路轻而易举地“拼”出收音机或甚至电视机的人，缺乏这样的学习与实践机会。电子装置的电原理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线路图”，是根据拓扑学（一门几何学）原理绘制的，简单地说，就是只表达点与线是否相交而不考虑实际物体的尺寸大小和距离的长短，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这就令如今那些只读书本不实践，或者连书本也不好好读更谈不上实践的大学生感到头疼的了；往往是电原理图“看懂了”，实际装置与电原理图对不上号，或者是不会将实体的元器件按图连接，搞得自己一头雾水，这已屡见报道。当年的无线电爱好者们在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条件下，凭着多动手，勤动脑的实践经验，都精于此道；而小松掌握之快，除了勤奋和聪颖之外，由绘画等长期美术实践活动培养起来的空间想象力，无疑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外，晶体管收音机，尤其是超外差式，不止一处含有LC振荡电路或其他振荡电路，有关的电感元件及其线路在工作时，会因位置不当，接线过长或不应有的交叉重叠等原因，由杂散耦合而产生所谓“寄生振荡”，就像机内有些小电台在相互干扰，机器工作时会发出尖厉的啸叫声，有时甚至盖过了广播电台的信号声。在电原理图上被忽视的连线长短，是否交叉重叠等因素，在实际操作中，却是非得重视不可。小松在这方面的实践，对他以后参加测温仪研制，无疑有着极大的助益。测温仪一类的设备，其机内线路大多属于逻辑电路，基本上没有LC振荡电路，（当然，这类工业电子学线路也有它们自身的复杂与困难之处，这以后再谈）在线路布局上少了不少麻烦，这对于建立信心很有好处，就好比一个人从沼泽地里趟过来后，再走平地，就会感到轻松得多。而实际上掌握振荡电路的好处不止这点，比如调试能力等，后面再谈。                 
    另一项对小松日后研制测温仪极为有用的技能，就是对电子元件进行测试检验。特别是晶体三极管，当时主要是锗管，后来硅管才逐渐占了上风，而今锗管几乎绝迹。当时国产晶体管合格率极低，据说军用级的高频锗晶体三极管，往往在上千个甚至几千个当中才能挑出一个，民用级的，特别是低频管，情况要好些，但不合格产品仍占99%以上。这些次品并不等于废品，仍供应市场，依其性能等级决定价格以及允许购买者检测的方式，最便宜的3毛钱一个，甚至还有人见过1毛钱的，那可是不允许任何检测的，拿到什么算什么。就有那爱赌运气的（什么时代都少不了这样的人），随机抓一把，数数，付了钱回家拿表一测，有好的，那是今天手气好，挺开心；就算全是赖的，也任栽了，就算是摸彩摸砸了。当时大家在试制时较多使用的是8毛钱一个的3AG系列的锗高频管和3AX系列的锗低频管；曾有1块6一个的，允许象正品那样测量，好消息一经传出，爱好者蜂拥而至，排起长龙。想来也觉奇怪，在那个颇具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年代，社会秩序居然还不像想象的那么糟，也许“玩无”者多数是有文化的文明人吧，但其中无赖，骗子也大有人在。文明的“玩无”人群中也常见到小松的身影，买到中意的好东西后，小松喜形于色的面容，至今仍在眼前．．．甚至当了教授，教研究生实验课，他还骑着自行车亲自出去跑电子商店采购元器件。笔者曾劝阻说：“你开了单子让他们自己去跑嘛，他们又不是小孩子了，你这个教授的时间还不如他们的值钱？”小松只是笑笑。现在想来，这其中除了“爱生如子”的情怀之外，当年经历中的兴奋与喜悦，也许已进入潜意识，成为一种怀旧的情愫使然。                                                 
    还有一项能力的培养，对小松日后研制测温仪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整机调试。著名的美国数学家冯．诺意曼（John von Neumann)曾创立了一项应用数学理论，可以证明：用性能不够稳定的元器件组成性能稳定的电路或稳定系统的可能性（其应用不仅在电子学领域），而中国的无线电爱好者没有性能稳定的全合格品，被迫只能使用性能不稳定或不够稳定的元器件，这样，就在实践中被逼出来一套“用不稳定元器件构成性能稳定的整机”的实际能力。外行人总以为装收音机装电视机很复杂，很难；殊不知安装完毕只是才走完了第一步，整机刚开始工作时，各个部分会产生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有些因素是事先无法预料的，即使在元器件及线路布局上已达到最大限度的“最佳状态”，也是如此，这就需要进行整机调试。业余条件下进行，主要是：根据相关书刊，特别是《无线电杂志》所给出的指导；还要根据自己或别人以往摸索出来的经验，进行实践，探索，以反复进行的反馈式的调试，达到最佳性能指标。这很有点科学史上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赫兹（Heinrich Hertz）所做的工作。十九世纪下半叶，当英国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 C Maxwe11）在总结前人（尤其是法拉第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导出电磁场方程组，并预言电磁波的存在时，人们还将信将疑。当然那时更不会有今天这些电子设备，赫兹就是在那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用敏锐的听觉”，以实验手段发现并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当然并不是直接听到了电磁波，用的也是电声转换器件。这种探索过程也可以叫“玩”，可赫兹的“玩”却玩出了一个新时代。也难怪无线电爱好者们把自己的活动叫做“玩无”了，真正的调试技巧也正是“玩”出来的。不过这种“玩”在外行人看来真是极其辛苦，常常熬夜，遇到不顺利时，往往愁眉不展，不思茶饭；一旦开窍，问题解决，又欣喜若狂。大多数无线电爱好者手中只有两件工具：电烙铁和万用表，不少人还是自制的。装超外差式收音机的还得自制中频信号发生器，少数人还制作高频信号发生器，一般都很简陋，但实用。这一点可怜的设备，和专业化的现代电子学实验室相比，如同我国革命战争历史上，我军的小米加步枪对敌人的飞机加坦克。然而，就以这样的劣势装备，我们的“玩无”高手们调试出的超外差式收音机，至少在灵敏度，选择性等指标上从不低于市售正规产品，甚至远高于后者；尽管使用处理品元器件，信噪比（也称信杂比）也不逊色多少，甚至旗鼓相当。这一切，我们未来的物理学教授也都历练了，也渐趋成熟了。那时小松嘴边也常挂着我们老城南对“玩无”高手的一种调侃似的称谓：某人是“无油子”或“老无油子”，其实，这也表达了一种敬佩，是尊重人才的另类的幽默表达方式（只是地方话的味儿太浓，颇有点儿《儒林外史》的特色）。然而，有趣的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小松自己也逐渐具有了“无油子”甚至“老无油子”的风采。
    小松学“玩无”，有利条件前面已经说了，其不利条件是时间。他在下乡后开始，那儿没有电，准确说是没有民用电；没有元器件供应地；繁重体力劳动后，也没有时间精力了.只能回城在家时进行：1，1969年春节，近2个月；2，1969年夏，1个多月；3，1970年春节，1个多月，这3段分散开的整块时间。不像我们这些文革中的所谓“逍遥派”，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甚至成年累月地干，只要没有大祸临头。完成了这3个阶段，小松已基本具备了独立发展的能力：晶体管电路安装调试的基本技术和技能——今天看来，这个时间因素很重要，这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在那些难忘的青青的岁月里，知识青年中的无线电爱好者们在广大农村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普及，应用和推广电子技术方面所作的贡献，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他们为农村地区各级广播站做各种维修工作，为农民修理甚至安装晶体管收音机或扩音机，至于有线广播一类，更是小菜一碟。因此深受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欢迎和器重，其中“玩无”高手格外受人尊敬。而我们所在的邗江县六圩地区，情况又有点特殊，这里沿江地区土地不断坍落江中，长江在此处不断北移；而对面的镇江地区正好相反，江水不断向北退却，新土地不断冒出水面，以至于原来在江心的焦山，与镇江的陆地渐渐连成了一片。20世纪70年代的六圩公社，人均土地仅0.7亩（7分地）。为发展经济，单靠农业就不行了，所以这里被允许发展一些社办企业甚至大队办企业，如今叫做乡镇企业。其中就有惹人注目的“六圩电器厂”。据本村一位在该厂当采购员的乡亲说，该厂曾野心勃勃地筹划过开发制造中国最早的晶体管电视机，并且购置了一些相应的设备器材，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师傅离去，计划落空，所购设备器材闲置，损失不小。这一消息，尤其是“晶体管电视机”那6个美妙的字，当时真让我们耳热心跳。不过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当地人想进厂者也大有人在，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之复杂，不必说了；况且我们当时才下乡不到一年，打的旗号还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当地根基尚浅。只能是等着瞧，有这么个厂子在，总比没有强，总算是有点儿盼头。那是在1969年初秋的事。当时晓东与笔者，也像知识青年中的许多无线电爱好者那样，帮农民兄弟们修修半导体收音机，扩音机一类（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私人的电视机，公家的也很少）。村里没有民用电，碰到这类活儿，都是熟人领着去电器厂，那里各色工具一应俱全。当时小松尚未完全具备独立工作的能力，晓东与笔者拉上小松，对农民群众说小松也有这门手艺，我们须互相配合一块儿干；判定故障后，在修理的具体操作中，凡是小松当时能胜任的，如焊接一类，就让小松做给人家焊。等到下一年，小松已完全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同时，名声也早就传开了。我们帮人家干活，一般都不收报酬；人家要答谢，我们就吃顿便饭算了。因此，在群众中口碑相当不错。没想到的是，这对小松1972年进六圩电器厂以及以后研制测温仪，在社会和人事因素方面有所助益。
    似乎天下真的是没有不散的宴席，1970年，晓东的父母下放苏北沭阳，他也在半年后转到沭阳（几年后全家又迁往安徽省和县，因为在农村广播事业方面所作的成绩，《无线电》杂志74年第9期的封二上登出他的照片，后来进了安徽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后又出国深造）。当时，弟兄们依依惜别；一悲过后一喜，1971年上海铁路局招工，我们这儿有一个名额，我们3人（小松，晓先和笔者）一致推举学龄，记得当时像过节那样忙着赶写推荐材料，找农民按手印儿．．．欢欢喜喜送走了学龄。大家的想法真挚而扑实——能走一个好一个；生产队长太太的话就更有意思了：“．．．脱离苦海．．．”，草根阶层的劳动人民爱说实话，真是淳朴可爱之极。以后学龄却经常往“苦海”这儿跑，带来香烟，糖果等，和本大队的同学们，多数是一中的，在一块儿聚会，颇有点儿“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喜过后又是一别：晓先一家也在1970年下放回仪征老家，到了1971年（好像是秋天），为帮助父母照顾两个年幼的小弟弟，晓先也离开了六圩去仪征与家人团聚——这不是去享福，而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作为全家的顶梁柱，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直到1975年底，大家才又在六圩夏巷的“家”里重聚．．．用一个字概括1970和1971年，那就是：别．．．．．．          后来在我们知识青年房子，就只剩下小松和笔者两人了。1971年秋冬之交，和许多知识青年、当地农民一起，我们在六圩治江水利工地上干活。做河工，很多老知青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而六圩水利工地的活儿更厉害，比如抛石，既艰苦，又危险。小松身体羸弱，但仍坚持干。因为小松以往待人好，所以不论是知青弟兄们还是本地农民，都尽可能照顾小松。我们随身带着学习用的书籍。江上抛石的活儿虽然苦，但却是“包工”式的，干完定额就走人，常有大块儿的时间可供利用来学习。记得小松常带的是电子技术方面的书，偶尔也会带本文学书；笔者带到是许国璋《英语》第三和第四册的手抄本。我们青青的岁月，在扬子江上，伴着飞溅的浪花，伴着辛劳的汗水，甚至血水（知青和农民，都有受工伤的）不平静地流淌着；而在1972年夏秋之交，滔滔江水越过燕子矶附近的江堤，小松家所在的南京电瓷厂宿舍区一片汪洋——恰恰就在这时，笔者回南京去小松家报告了一则好消息：小松进六圩电器厂了！这使受灾的一家人顿时转忧为喜。
    上个世纪70年代的六圩，自大运河入江口东岸长江轮渡码头向北——扬州方向，沿大运河东侧河畔，鳞次栉比地坐落着经营各种行业的乡镇企业厂房，有毛笔厂，印刷厂，工艺厂．．．，所谓厂房，多半是草房。六圩电器厂也不例外，几间草房，做车间、食堂和宿舍用；一两间小瓦房，作仓库等用途。车间里弥漫着胶合剂散发的苯的气味，相当浓烈。绝大部分工作都是手工操作，使用一些简单工具，如绕线机，那是制作小型变压器（当时的主要产品之一）用的，这些小变压器，有的用在收音机上，或扩音机上，有的用在其他电器上或电子设备上，比如用在电铃上。生产什么产品，要看能接到什么订单，市场有什么需求——这已经有点儿“市场经济”的味儿了；如若盲目制定“计划”，就可能倒霉——雄心万丈的“中国第一”晶体管电视机计划的流产就是教训，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拥有“自己的”技术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当时的乡镇企业，出于生存的需要，天然倾向于尊重人才，尤其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人才。小松在厂里的工作相当于技术员，有时也帮忙干点工人的活。几年来小松在农村的表现颇受好评，以羸弱多病的身体，除务农，做河工不怕吃苦之外，还参加过“革命样板戏”演出等宣传活动，主要是拉二胡伴奏；“献忠心”活动期间和柳明同学应邀在许多地方和单位画了毛主席像，一直画到扬州市里（好像是军区医院）。这在当时都属于政治表现，对一个人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前面已提到，小松一手“无线电技术”（一般老百姓不会用“电子学”一词），已广为人知，再加上当地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好心推荐，六圩公社有关领导从培养使用人才与关怀照顾知识青年（小松体弱多病）两方面考虑，批准小松进电器厂工作。小松在厂里安了张床铺，偶尔回生产队。这时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比在生产队里是大大地改善了——有电灯，有食堂，不用自己烧饭，时间也多了。工作虽不轻松，但毕竟是“专业对口”，对今后的发展极为有利。                          
    命运似乎是为了补偿我们，1972年中，好几位母校与外校的同学和我们成为好朋友，柳明同学为促成这些友谊所进行的联系和介绍是至关重要的，笔者对此一直心怀感激。首先是母校一中1966届高三陶思炎同学（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民俗学教授，精通俄语和俄罗斯文学。每年从现在起到春节前，大家可以在电视上看到陶思炎教授应邀讲解中国民俗的节目，大家不要错过机会一睹陶教授风采），思炎同学原在邗江县施桥公社插队，以后赴东南大学进修建筑学，回来后先后在邗江县的建筑企业和机关工作。柳明同学热心地介绍思炎同学来“我们的大学”校址，大家颇感相见恨晚；笔者马上拉来小松，大家一见如故。不久，又见到了陈家澍同学。家澍同学与笔者同届，母校一中1966届初三（6）班（好像与晓先同学是小学校友），记得在校时，我们初三（4）许多同学都和家澍挺熟。家澍学生时代即品学兼优，聪慧过人；大家可以看看笔者提供的黑白照片：此时的家澍同学，年纪轻轻就有着高级知识分子的风度，思维敏捷，睿智，性格沉稳而爽朗；无线电电子学方面已有相当造诣，动手能力方面全然“玩无”高手。初看之下，似乎一介文弱书生，可是在田径比赛的跑道上，家澍同学却是一名优秀的短跑运动员——能文能武。家澍同学原来在宝应县插队（一中上山下乡的指定地区）以后迁来邗江施桥。笔者立即介绍小松与家澍结识，成为好友。此后，1972-1974年，小松与家澍共同研制测温仪之前的大约两年时间里，这两位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在六圩-施桥一带，活跃在电子技术领域，成为人们熟悉的年轻电子专家。
    农村的社会环境很有趣。虽然小松在六圩电器厂，家澍在施桥，分属两个公社，但这里土地相连，都是本乡本土的乡亲，从干部，医生，教师到普通农民群众，小镇居民，乡镇企业职工，不论男女老少，大家容易互相熟悉，有点儿什么事，找人帮忙也方便。因此，小到晶体管收音机，大到电视机（当时几乎全都是用真空管的，也叫电子管），医疗器械，比如x光机等等。一旦出了毛病，又没人会修，总会直接或找人介绍，把这两位当做搭档一块儿请去。因从未失手，所以名气越来越大。应该说，小松和家澍在当时是幸运的.工程技术需要实践经验，单靠读书是不行的。各种电子装置，尽管功能各异，但内部的电气线路和电子线路是有相似之处的，因此，遇到以前没弄过的装置，既是挑战，又是学习新东西，积累新经验的难得的好机会。有件趣事，当时六圩公社唯一的一台电视机坏了，请了小松家澍去修，两人在上午调试过程中，鬼使神差地不知为什么有个外国电视节目闯进电视屏幕，只有图像，没有伴音（后来才知道，许多人都碰到过类似情况）一大群青年男女在跳舞，其服装在当时叫做“奇装异服”，这在今天中国人眼中早已司空见惯，可在当时真是稀奇古怪。调来调去，怎么调也去不掉这个台，别的台的节目又进不来，家澍连说“鬼子来了，鬼子来了”，以后这个台就再也没收到过。
    电视技术，尽管当时还只是黑白电视，显然深深打动了小松，而这时南京的无线电元器件市场也与时俱进地推出了晶体管电视机的元器件，这对包括小松在内的无线电爱好者，真是如鱼得水。1974年春节前后，晓东同学来宁约笔者一同去小松家，他的工作台上正摊开着自装电视机的“内脏”。晶体管电视机在当时还是用分立元件的，其电路比之晶体管收音机复杂多了。当时还没有电视机显像管供应，市售的代用品是一种示波器用的示波管，圆形，直径在12-15厘米上下。说是黑白电视，其“黑”并非真黑，而是深墨绿色。当时已能收看收听到节目了，小松正在调试，以达到最佳效果。他说装电视机是为了让父母老年退休生活不至于太寂寞，因为当时我国根本没有民用电视机市场，没有的卖，有钱也没用。可见小松是很孝顺的。不过谁也没想到以后彩色电视发展之迅速，那是后话了。
    很多人看过电视剧《天下粮仓》，深受感动。咱们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民以食为天嘛，历朝历代都极其重视粮仓和粮食保管问题。国家每年拨出大量经费用于粮食保管工作，专款专用，有着严格的制度保证；但如何具体操作，却给予使用单位相当大的自主权，比如，可以用这笔钱雇人工晾晒粮食，或用于粮仓建设与修缮等等。这也就是小松与家澍同学研制粮食测温仪的起因与经费来源：10000元——笔者记得清清楚楚：一万元整。大约相当于如今20万元左右。粮食存放在粮仓里，为避免发生霉烂变质，必须保持适当的温湿度，一般是通过控制通风来加以调节。因此，粮食温度准确及时的测量，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对那堆积如山的粮食，或是装在麻袋里，或是用芦席窝折窝起来的粮堆，传统的测温是人工进行的。所使用的工具，笔者称之为“长矛”，矛杆一般用竹子。据笔者观察，是一种“山竹”，因为其截面浑圆，以往人们采用它做钓鱼竿，记忆中其直径也就在15毫米上下。矛头部分是一尺多长的金属，印象中是钢材，很可能是一种碳钢，很硬，不易生锈，它的大部分紧紧箍住竹杆，里面嵌着使用水银或煤油的玻璃温度计，和一般学校理化实验室用的温度计尺寸大小一致；金属矛头尖端部分相当锐利，完全可以当武器用，打猎也行，能扎得死狗熊，也戳得死人。操作时，对准指定部位用力将“长矛”刺入麻袋或粮堆，等5分钟达到热平衡后，再用力拔出，观看温度数据并记录；再进行另一处测温，以此类推。这种“冷兵器”式的古老测温技术在18，19世纪可算是先进的，在20 世纪就显得落后了。首先很费力，这一插一拔，没把子大力气，真干不了，要说把这当作体育锻炼或是军事上练刺杀倒还不错，可是工作效率太低；更糟的是这样测得的数据往往不准确——你拔出来看到的温度值已经不是温度计原先停留处的温度值了，有很大的误差，只能凭经验“估测”，没法直接取得准确值。费时，每个点要5分钟；再有，能测温的点也有限，“长矛”够不着的地方，就只好望“粮”兴叹了。
    1974年，江苏省扬州地区邗江县粮食局联合知青办，为粮食测温仪项目立项，同时也是作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一项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有待开展，但尚未务色到合适的人选。消息灵通的陶思炎同学立即推荐朱小松和陈家澍二位同学，得到认可。于是，当年夏秋之交，其准备工作已经开始。邗江县的政府机构设在扬州市内，小松和家澍在县粮食局拨给的一间二楼的屋子里驻扎下来——工作室兼宿舍。从所附黑白照片背景的窗户可以看出，那是一种老式西洋建筑，一进门是一个厅，然后拐个90度的弯，还是同一间屋；厅的部分是工作室，拐弯的部分是寝室。笔者凭记忆估计，其总面积大约在24-28平方米左右。工作台不算小，工具设备却极为有限，主要还是电烙铁和万用表之类，一般正规电子学实验室的精密仪器设备，这里根本没有，还是小米加步枪。
    采用新的测温系统，粮仓储粮方式要与此相适应，粮食将散装整体存储。在空仓里，以空间点阵方式预先设置大量热敏电阻，比如说，每1立方米设置1个，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当然要有机械支撑，一般用金属架固定，用铝，或铁，要考虑成本。每1个热敏电阻就是1个测温点，由此引出接线；几十，上百，甚至数以百计的测温点都要编号。热敏电阻的功能相当于一般测试用仪器仪表的“换能器”，在这儿，是把热能转换成电能。具体地说，就是：在稳压电源工作时，流过热敏电阻的直流电流表征该点处的温度信息，将这一电流引至巡回检测仪，经过放大器，馈入“模数转换器”，也就是把含有温度信息的电流这种“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送入显示器显示出来。所谓“巡回检测”，就是，系统正常工作时，从第1号测温点开始，顺序逐一显示各测温点处的温度，到最后一个结束后，再自动从头开始，如此往复循环；如果工作人员想要知道某个具体测温点的温度，比如说第17点，他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按下17这个数字，那么，第17号测温点的温度值就显示出来；你一直保持着，它就一直显示这个第17点的温度（当然，这个温度值可能会因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随时间变化）；你再按“巡回检测”键，它又再次进行巡回检测。之所以叫“巡回检测”，这个“检”字含有进行监测，发现情况不利时，采取措施调节粮仓中的温度等反馈作用，这样的意思；更考究的，当温度值超过所设定的标准值时，还有声-光报警系统加以提醒。有些机器干脆把测温和反馈调节系统连接起来，比如孵化器，那就进入自动控制技术领域了。由此可见，巡回检测仪的作用绝不仅仅满足于对一个远距离客体进行测量以获取所需数据，而是要检查并确认主体（粮仓工作人员）所规定的正常数值是否得到满足，并进行必要的反馈调节。因此，检测仪比之遥测仪更合适，但这个“遥”字倒也能表达它的某种先进性，回想一下从前用的“长矛”吧。不过，长矛还不会进入博物馆，对于没有测温系统的，尤其是临时性的粮仓或存放地，这种老式的工具还是可用的。   
    千万别以为制作巡检仪是件轻松事。上世纪70年代，数字技术——电子学领域的新技术，刚刚传入我国不久，资料奇缺，小松家澍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其工作之艰辛，大家看看所附黑白照片（二人工作照），前面提到过，那是分立元件的时代，没有那让人舒服的现成的集成电路块。仅机内电路，还不包括粮仓等外部线路，就有数百个元器件需要焊接安装，且不能有虚焊，更不能有漏焊。记得他们使用的晶体管三极管是硅管。这可不比收音机电视机一类，全部工作只在工作台上干就得了；巡检仪相当于大脑和眼睛，而它的“触手”象章鱼似的伸得很远。巡检仪显示的温度数值是否准确，还必须到现场（粮仓）每个测温点逐一校对。传统的玻璃温度计，做为一种成熟的可靠的科学测量工具，还是有它的优势的，这里所指的测温，不是前面说的长矛插麻袋那种做法，而是针对温度这一物理量进行的校对核准，出现偏差时，改进电子系统，以玻璃温度计所测值为标准。
    千万别以为他们工作的艰辛仅仅是机械式重复劳动的辛苦疲劳，不是的。测量参数的增多，使整个系统的复杂性呈现“非线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不是1+1=2那回事。尤其对于此前从未接触过数字技术的小松和家澍两位同学，很多困难，甚至短时间内的挫折和失败，事先完全无法预料。笔者就亲眼见过，数码管显示的数字，6字上面那一横不见了，怎么调也调不出来；还有一次，3字只见上面一横和底下一横，也是这么捣蛋。类似的情况常使他们的心情很郁闷，但经过他们日日夜夜的刻苦钻研和悉心探索，最后都一一解决了。
    从那张工作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个漂亮的白色机壳，那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四中1966届高三纪翔同学的杰作，纪翔同学原来也在邗江插队，是陶思炎同学的好友，后来招工在扬州一个工厂做机械工作，经思炎同学介绍，大家成了好朋友。小松和家澍研制测温仪时，急需机壳，但又做不了，纪翔听说，立马拔刀相助，用冲床冲压出金属机壳，再精心加以喷漆等工艺处理，遂成此物，这也是测温仪研制中的一段佳话。纪翔同学是一名优秀的跳伞运动员，在1965年全国定点跳伞运动会上一举夺得济南赛区全国冠军，笔者亲眼见过盖有国防部大印的此项赛事的奖状。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拼搏，到1975年底招工的时候，粮食温度巡回检测仪已接近大功告成。这时笔者发现，小松和家澍还有一项研制活动，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还有一件更为先进精巧的装置”——点接触式数字体温仪（也可以叫体温计），它的外形完全象一把手枪（很象五四式），“枪头”部位装有一个热敏电阻（换能器），“扳机”就是开关，电池装在“枪把”里，“枪管”侧面装有数码管显示所测体温数据。在国外，这种装置首先用在野战救护或灾害救护中。请想一想，对于负伤和神志昏迷的伤病员，用一般的水银玻璃体温计去测他们的体温，是多么危险和不便！玻璃体温计需要5分钟才能达到热平衡，放在口中极可能被咬碎，尖锐的玻璃碴和水银会造成可怕的二次伤害；夹在腋下，很难让因疼痛而扭动甚至翻滚的伤病员保持5分钟不动，总不能每个伤病员身边都有一个医护人员吧？怎么办？只好一个接一个地量体温，这种串联式的做法，费时费力，往往会因为诊断的推迟而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而使用点接触式数字体温计，只要轻轻触碰一下体表，体温数值立刻显示出来。当时，笔者欣喜地摆弄着这个精巧的新装置，连声称赞，认为它比粮食温度巡检仪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极力鼓动他们把这项成果推向社会进行批量生产。记得当时小松摇摇头没说话，家澍有点忧心忡忡地说，所测的温度数值不够准确，而且一直没解决好。笔者用它试着量了自己的体温，显示：38摄氏度，笔者一般体温在36.8度，误差3.2-3.3%，笔者指出：1.目前的工作条件，类似中世纪手工业作坊，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都达到了目前的水平，你不能硬拿精确度指标和美英德法那些科技发达国家的产品相比，他们什么条件？飞机加大炮，还有导弹，核潜艇；咱们有什么？小米加步枪，都能打出这样漂亮的仗，以后条件好了，还怕不成功？！2.目前的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元器件质量不过关，就是国产正品也不行，不一定是技术上的问题。等以后有好的，用上去可能立马解决问题。
    巡检仪的研制工作，终于在那样的条件下完成了，成功地应用在粮食保管工作中。小松和家澍的事迹见诸报刊之后，全国各地来了许多参观学习的人，希望把数字测温技术应用到各自的行业中去。正因为此，许多咱们一中的老三届校友知道“粮食测温仪”的故事，也许不一定很详细；圈外人也那么“依稀仿佛”地有点儿印象。但对于那种外形象手枪的“点接触式数字体温仪（或体温计）”，所知者不多。
    此后，在1975-1976年的招工“热潮”中，小松与家澍被邗江县粮食局接纳为正式职工，四人帮粉碎后，1977年首次恢复全国高考时，小松考进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家澍考进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四系？还是二系？总之是无线电系。以后赴美读研究生，然后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小松在南师大物理系的专业是光学中的色度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长期担任物理系实验室主任，曾两度赴德国参加科研交流活动，受到德国教授的高度赞扬，就在2000-2001年晋升为正教授，任物理系主任时，罹患全身性腺癌，虽经多方救治，终未挽回；小松生于1949年12月13日，就在差24天满52足岁-——走向人生美好事业顶峰的时刻，永远地离开了深爱着他，也是他所深爱着的人们．．．．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小松的灵堂中摆满了鲜花，那么多美丽的鲜花。一位高个儿小伙子伫立良久，凝视着遗像上的小松，泪流满面。有人对笔者悄声说：“你去劝劝他，让他坐下休息休息，他已经站了五六个钟头了。”笔者上前劝慰了一番，年轻人总算是坐下了，仍哽咽流泪不止，笔者理解，此时语言已是多余的，但猛然间回想起，一次在小松家里，大家当作笑话在说，小松给一名研究生单独讲解，讲得晚了，下午五点多钟了，他让那个男孩子等等，说自己要出去一下，其实他是骑自行车出南师大去给这孩子买了个大汉堡包，他怕那孩子饿坏了。大家都知道，小松这种事做得多着呢。记得笔者当时拍着小松肩膀调侃道：“你哪是带研究生啊，你是在带儿子啊！”小松嗫嚅道“．．．人家父母又不在跟前．．．”那么眼前这个小伙子莫非就是．．．？笔者不想去猜，更不想去问了，小松走到哪儿，都对人好；无论是在家里，在农村，在社会甚至在国外。
    在农村时，请小松帮忙干技术活的人，有农民群众，也有干部，尊称小松为“朱师傅”，但多数熟人还是觉得叫“小松”更亲切，更自然；在大学，在社会上，学生们，或是其他人，称小松“朱老师”“朱教授”；而德国人称呼小松“Herr Professor!"（“教授先生”）。然而，在我们心中，小松，永远是那难忘的青青岁月中的好兄弟。

[注] 本文作者为朱小松中学同学